章玉贵

  在中国经济今年首季同比增长8.1%，创下近三年来的最低水平之后，各方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又多了起来。一向喜欢开具药方的某些专家，罔顾中国经济已严重失衡的现实，又把凯恩斯主义色彩浓厚的政策建议拿出来，主张“稳投资”，即建议适度调整稳健的货币政策，重新激活对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

  姑且不论8.1%的增速在主要经济大国中依然领先，即便中国经济增速低于7%，相信也不会对整个经济与社会系统带来致命冲击。其实，像中国这样GDP已超6万亿美元的巨型经济体，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建立一个能使经济保持持续活力的增长机制。否则，仅靠刻舟求剑式的调控思维，会带来更大的转型成本。谁都知道，今日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棘手问题是长期积累矛盾的总表达。鉴往知来的反思告诉我们，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经济内外失衡的环境里保持可持续发展。因此，在最高决策层终于下定决心放弃保增长之后，对经济增长走势的关注理应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紧盯几个指标不放，而应通过系统性的政策设计与有效的执行力来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转型，彻底摒弃资源型、粗放型的经济发展范式，以期将经济增长的下一个周期建立在结构均衡的逻辑起点上。

  因此，求解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之道，必须断然摒弃凯恩斯主义思维，而应正视中国既有经济沉疴，冷静思考如何破解经济持续增长相关瓶颈。这些年来，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加上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不多，使得民众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欲望一直难有实质性改观。偏偏民众消费的产品还高度市场化，尤其是作为重要消费对象的住房，价格高度市场化，形成了民众实际购买力与居高难下的房价之间的巨大落差。而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农村家庭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等诸多约束条件面前，要使量入为出传统深厚的广大消费者持续掏钱拉动经济增长，实在有点不现实。其实，各地政府比谁都明白，适应经济转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配套支持条件，是社会保障的真正全覆盖，以为广大百姓提供最低程度的经济安全感，进而无后顾之忧地消费。但在实际操作中，几乎没有一个省区（市）真正把社保体系建设作为促进经济转型的头等大事来抓。在这种情况下，要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可见，社保体系建设的滞后已成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向消费需求切换的最大瓶颈。各级各地政府既要关注经济增长，更要将社保体系建设作为促进经济转型的战略步骤来实施。切实拿出实际行动，制定完善社保体系的具体时间表。

  过去12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大幅增长，1999年财政收入刚刚突破1万亿，到2007年已超5万亿，2008年迈上6万亿台阶，2011年则达到了10.3万亿。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也由1995年的11.7%上升到2011年的21.91%，说明政府已有相当的财力来支持建立初步覆盖全社会的社会福利体系。然而，看经济政策的落实情况，执行难一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迟迟没有解决的通病。尽管中央已经决定加快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等。但中央在这方面的转移支付由于缺乏对地方政府的有效监督，使得这项民生措施难以得到根本落实，健康医疗、失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比例一直在低位徘徊。

  因此，唯有有效经济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常态，且基于这种增长路径的财富积累能够有序转化为民生福利，真正藏富于民，进而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则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才有现实基础。

  改革的突破口首先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即在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同时，通过相关制度设计，实现政府转型，让市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具体说来，当务之急是加快资源价格、垄断行业等关键领域的改革步伐，以激活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同时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使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财税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以及农村改革相结合，使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银行业改革以及业已启幕的资本市场改革相结合，以建立公平的宏观经济环境和使经济主体保持活力的微观机制。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应切实增加社会福利开支，降低行政管理开支占公共支出的比例，减少公共支出过程中的调整成本，以健全的社会福利体系支撑经济增长转型。基于此，政府必须通过自身改革压缩行政管理开支，将更多财政预算投入到教育、健康医疗卫生等社会福利领域，并加大监督。以期通过改善公共支出结构，提高投资效率，真正实现所有中国公民（农村及城市）都能享受养老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及生育保险。若如此，不仅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政府所期望的消费需求扩大行为也将迅速启动，由此带来的GDP乘数效应将远超目前的投资乘数效应。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