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伟斌

  荷兰联合政府因预算削减争执而解体，持反对长期实施财政紧缩政策态度的法国左翼社会党候选人奥朗德在大选中领先萨科齐，欧洲近日这两大新闻再清楚不过地向世人表明，看来目标明确、思路清晰的欧债解决方案在执行过程中遭遇了各自国内舆论和民意的巨大阻力。既定方案能否继续得到有效执行，不能不令世人担心。

  这样的现象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欧洲文化传统上的深刻成因。

  欧债危机已持续近3年了；欧洲各国经过反复的政治、经济博弈之后，目前所形成的总体解决方案，是通过各国间的政治协商和经济互助减少债务危机国的即期偿债压力，同时要求债务危机发生国严格遵守财政纪律、削减其财政开支并在中长期内逐步偿付自身债务，从而抑制和消除债务危机通过欧洲银行体系和欧元统一货币体系在欧洲经济体内不断传播所产生的连锁反应。但现在看来，因为欧洲文化传统的制约，欧洲未来经济复苏进程很可能缓慢而曲折。

  文化传统的本质是人们在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行为认知倾向，适应自然和社会环境以使得人们生存发展几率最大化，是文化最深层次的形成和发展变化的驱动因素；因此，文化传统作为历史条件的产物，往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其改变常呈现出明显滞缓特征。

  文化传统作用于经济，主要通过需求和供给两个渠道：从需求角度看，文化传统作为人们的行为倾向，通过作用于人们的主观认知而影响到人们的需求习惯——即以何为需求、在这些需求中哪些更重要等；从供给角度看，文化传统不仅会影响到劳动力要素的供给和效率（如日本人因勤奋劳作文化产生的“过劳死”现象），还会影响到资本要素的产出（如对自然环境的热爱而禁止开发矿产）。

  因此，欧洲文化传统对其经济的影响在于，自工业革命之后长期保持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领先优势，使欧洲对高物质需求水平的生活方式习以为常，如果明显降低这种既有生活水平必将遭到民众强烈反对；在完成工业化之后，欧洲对享受个人充裕休闲生活的重视程度和对良好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均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这对欧洲债务危机国充分利用国内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如延长劳动时间和开采自然资源）构成严重制约，从而阻碍其经济复苏进程。

  希腊、意大利等欧洲债务危机国在科技创新能力上落后于美、英、德、日等经济最发达国家、自身人口又长期低增长，其高水平经济需求和低水平经济供给之间的矛盾，最终引发了其国家债务危机，这就是欧债危机更深层次的成因所在；而这种根源于文化传统的债务危机，决定了未来这些债务危机国靠自身能力逐步偿还债务绝非易事。

  当前解决欧债危机的方案，核心是短期内通过促使欧洲财政状况较好的国家向债务危机国提供援助来提供债务缓冲期，中长期则通过责令债务危机国强化其财政收支纪律来促使其逐步清偿其债务；但这种经济解决方案所依赖的政治合作和行动，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而此关系调整过程中，各种利益关系间的重要性对比、采取怎样的调整方式等问题，都需要主观决策，而这种决策过程必然会受到其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制约。

  自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便长期处于国邦林立、政治分裂的状态。由于欧洲大陆在地理上没有显著的地形地貌障碍阻拦人们在各国之间的自由迁徙，因此欧洲各国为了更好吸引人才、增强自身较其他国家的人口和经济军事优势，往往主动或被动地采用较开明的政策；在此背景下，欧洲民众逐渐形成了强调自我的个人主义文化传统，集体意识较为淡薄。欧洲的这种文化传统，至少会在两个层面对解决欧债危机产生明显阻力：一方面，在欧洲整体层面上，统一经济政策的出台和执行主要依靠各国的政治协商和相互妥协，但由于既没有统一的欧洲国体基础（目前欧洲只实现欧洲央行及欧元货币上的部分统一，并且英国仍游离于欧元区经济之外），从而使之难以达成和落实；另一方面，在德、法等援助国以及希腊、意大利等被援助国内部，因为没有强力统治文化，而债务危机在欧洲各国的分布呈现非均质特征，所以无论是援助政策的出台还是被援助政策的采纳，都会因其国内民众利益诉求的不统一而极易出现反复甚至被最终否决。

  也正因此，自欧债危机持续至今，直到今年3月初才在德国和法国的共同主导下，由除英国和捷克以外的25个欧盟成员国正式签署“财政契约”；但紧接着在4月的法国总统大选中，在选举中略占上风的总统候选人却明确主张为法国民众自身利益考虑，法国应与欧盟就该“财政契约”重新谈判。

  受其文化传统对经济和政治的制约，欧洲未来步出危机、实现经济复苏的进程很可能充满了波折，期间很可能将伴随着欧洲各国持不同经济政策主张的执政党频繁更替而出现相应经济政策摇摆不定的现象。

  （作者系华西证券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