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趋势以及中国所承担国际责任内涵的深化，使得中国在后续的两国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既要谋求扩大两国在重大问题上的利益交集，更要在关键议题设计时，就所关切的核心利益提出更具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切实提高对求解双边乃至全球重大问题的战略设计能力。

  章玉贵

  被认为在有些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呈现在世人面前的67项成果，确实不乏亮点，例如双方同意加强宏观经济合作，承诺重启双边投资协定第七轮及后续谈判议程，以求在极为敏感的投资准入和投资待遇问题上取得进展；美方支持人民币在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的标准时进入特别提款权篮子，这被认为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美方承诺，在出口管制体系改革过程中，充分考虑中方提出给予公平待遇的要求。当然，中方做出的让步也不少，包括承诺稳步提高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加大结构性减税政策力度，继续致力于推进汇率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特别是在资本市场开放方面，首次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合资证券公司、合资期货经纪公司中可将持股比例提升至不超过49%。但从本质上看，依然还是形式大于内容。至于在中国一向十分关注的放宽对华出口管制与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基本上没有取得进展。

  整体而言，备受关注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是在全球经济竞争态势与力量变迁发生重大变化以及国际经济治理面临重大改革的大背景下，全球两大主要经济体为避免战略误判以及一定程度上谋求双赢而推出的一种机制安排。

  首先，即便没有2008年的这场金融危机，美国的经济与金融实力也会呈现下降趋势，只是这场危机加快了这种趋势。20年前，美国的绝对经济实力至少是中国12倍，2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相当于美国40%以上。尽管这种简单的GDP对比，并不能完全反映两国的真实经济实力，也许国民生产总值（GNP）更具比较价值，但也是一种重要衡量指标。先且不说中国经济规模会否在几年后就超过美国，至少这种总体经济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关系，让一向特别重视趋势变迁的美国人极为敏感乃至产生战略紧张感。事实上，已有国际舆论在评价此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时就认为，美国未来恐怕很难在经济领域继续对中国施压。不过，作为不掌握既有秩序主导权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很明白，基于历史上金融主导国霸权红利的衰退周期以及话语权的惯性延续，本轮全球金融竞争与格局变迁或将持续20年才能最终定格。美联储在1913年成立后即成为全球最强中央银行。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金本位制，美国之外的资本主义经济全面崩溃，美国借此登上全球首席经济强国宝座。全球75%的黄金储备流入美国；而到了1944年，美元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国际清算货币、价值储藏手段、金融交易货币和财富计价单位。不过，从1913年到1944年，美国还是花了31年的时间才从英国人手里拿到了金融权杖。美国早就知道，要从满身密布金融基因的英国人手中取得金融主导权殊为不易。某种意义上说，若不是两次世界大战耗尽了英国的国力，美国恐怕不会如此顺利实现梦寐以求的目标。而今，国际金融格局变迁面临的环境与60余年前相比已经大为不同。在相对和平时期实现国际经济与金融秩序的变迁不仅需要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需要新兴经济体国家提高博弈水准，某种程度上还取决于金融主导国的意愿。而美国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一般决不会轻易让他国成为积极主导力量，即便中国有这个绝对实力以及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的兴趣。

  其次，美国国内影响力极大的金融资本力并不愿意看到中美两国共享更多的战略空间。就中国来说，金融力量一般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利益，但美国未必完全如此，甚至最高决策层也不一定能完全驾驭金融资本。从某种意义上说，高盛是美国举世无匹的金融势力代表。在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的框架下，高盛等金融资本的权力边界不仅涵盖美国的任一金融角落，更通过市场联动将触角伸到了每一个开放经济体。即通过市场参与或者政策建议等形式日渐渗透各国的政经体系乃至决策中。其经由市场化操作或者隐形操作形成的组合影响力，不妨将其称为“金融资本力”。而以华尔街金融寡头为代表的国际资本，一向难以容忍那些不遵守西方世界制定的或不和他们玩同一游戏规则的国家和势力。也就是说，全球金融秩序变迁的深层障碍来自金融资本力量对世界新兴力量的钳制，进一步地说，就来自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华尔街金融寡头。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上述既得利益者来说，拖延全球货币金融领域的公共产品改革，强化金融力量工具，紧握话语范式不放松，则是从顶层分工领域“锁定”发展中国家战略的最后王牌。

  由此看来，中国不应将提升话语权的行为空间局限在既有秩序框架内，因为这将很难突破秩序主导国的战略“锁定”。只有当其拥有了比肩美元以及高盛等金融资本的力量工具之后，美国才有可能真正坐下来与我们商讨全球经济秩序治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秩序变迁才有可能到来。

  美中经济实力之间业已呈现的此消彼长趋势以及中国所承担国际责任内涵的深化，使得中国在后续的两国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既要谋求扩大两国在重大问题上的利益交集，更要在关键议题设计时，就中国所关切的核心利益提出更具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切实提高中国对求解双边乃至全球重大问题的战略设计能力。所以，中国无论如何不能在既有双边秩序框架下跟着美国的脚步起舞。

  欣慰的是，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方提出了“两国协调”（C2）这个前瞻性术语。虽然整体而言，这个提法依然缺乏更具操作性的议题与话语机制设计。中国既需要打造一批类似布鲁金斯学会的超一流智库，更要尽快培养与造就布热津斯基、基辛格以及尼尔·格雷厄姆那样的战略理论或实践高手，以大幅提高对外政策的预见性和战略谋划能力。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