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翔

  辩证法告诉我们，世上任何事情都具两面性。尽管人民币国际化在中央决策层的强力推动之下，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迅速的进展，但是我们也要充分估计到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同样也孕育着自身的风险，需要政策层面给予充分的关注。概括来说，就是在着手人民币国际化的一系列顶层设计的过程中，要对具体的政策逐个作成本收益分析，兼顾眼前和长久的平衡，坚定不移地推进，但在具体的步骤和推动上适当灵活调整。人民币国际化不仅要依托于国内金融制度的变革，更会对未来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带来巨大的冲击。时至今日，人民币国际化早已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包括国内和国际各种内外部因素的复杂的政治经济问题。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风险，要比单纯的国内经济问题来得更为复杂，处理起来当然也要更为谨慎。

  人民币国际化对我国经济可能带来的第一个风险，源自国内资本账户开放和国内金融改革的顺序错配问题。这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在学术圈子里吵得一塌糊涂，争得莫衷一是。支持开放优先者，譬如最近央行的资本账户开放报告就认为，当今的世界堵不如疏，在巨大监管成本仍无法堵住热钱涌动的情况下，不如采取务实有效的办法，逐步放开资本账户，来换取更大的政策灵活性，减少资源的扭曲，降低资金成本。报告并援引国际上其他国家开放资本账户的成功案例为己方摇旗呐喊。反对者则认为，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重中之重是形成更加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和市场化的利率决定机制。在结构转型的大任务面前，暂缓开放资本账户，可以为我国的金融体系稳定起到“保险丝”的作用，作为最后一道维持宏观稳定的壁垒。在开放账户和金融改革的顺序之上如果出现了错误，会对中国的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资本的大规模外流，对实体行业的大出血式的打击等等东南亚新兴市场国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时的惨痛经历，至今仍让人心有戚戚焉，以至于一些学界和政策制定者谈“资本账户开放”而色变。

  笔者认为，在人民币国际化这个大的目标明确下来之后，具体的改革顺序的确定，完全可以不拘泥于一定的陈规。我们大可依照过去渐进式改革获取的经验，来推动“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最大的两个关键点，是渐进式改革推进的力度和方向。我们不必纠结于这个貌似“22条军规”的选择困境，只要是需要的政策，都可以小步快跑逐步推动。可喜的是，目前的政策路数正在按照这条路推动，热切希望在触动到深层矛盾的时候，能够矢志不渝坚持下去。中国金融市场改革，固然要避免一蹴而就的变革，不可能一颗“神奇子弹”毕其功于一役，但渐进式改革，绝不等于不触及核心的“不改革”。这也是应向整个市场释放出的明确信号。当市场形成了明确的改革预期之后，更为灵活的推进会极大地消解改革的阻力和可能产生的风险。

  对外部而言，人民币国际化则意味着国家货币秩序的一次重构。这次重构的影响力不亚于上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和1999年欧元的问世。如何使得人民币在达到国际化最终阶段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一的同时，避免促发国际对抗的外部风险，则是我们面对的另一大挑战。根据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规模实力以及当下国际货币的相对地位与影响力，参照20世纪初美元崛起替代英镑的过程，笔者认为人民币的崛起无疑会对美元起到削弱作用，但并不会取美元而代之。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风险有两个：一个是能不能创造出一个不对抗的外部环境，并尽力控制住巨大外汇储备在人民币不断强化、美元不断弱化的过程中的损失；另一个则是能否意识到更大的货币权利也相应伴随着更大的国际义务。巴里·埃森格林在《嚣张的特权》一书中全面深入回顾了美元成为国际货币的每一个步骤和过程。在取得了国际货币的地位之后，美元尽管享受到了征收全球铸币税的特权，但美元为了维护这种地位，也不得不陷入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特里芬两难，遂形成了国际货币地位责任和国内经济平衡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无法避免的是，我国的巨量外汇储备，会在人民币的国际化过程之中遭受损失。目前的问题不是讨论是否为了避免损失推迟乃至避免人民币国际化，而是如何确保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尽可能地减少这种损失。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为此已经做出了一些努力，相应的储备结构性调整也在进行中。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不论是调整的规模还是速度，都还不尽如人意。而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提升，中国也需要对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贡献更多力量，承担更多义务，而这种国际责任的承担，如果与我国内部经济调整发生冲突，到底该如何取舍，也需要我们的政策决策者未雨绸缪。 （作者系英国约克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任教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