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锐

  印度尼西亚政府日前决定，从5月6日起对包括铁矿石在内的14种矿产出口征收20%的关税；另外，据悉印度、越南也将上调铁矿石出口关税，同时澳洲的碳税和矿产资源租赁税也将于7月1日开始征收。各国竞相抬高铁矿关税门槛，不仅直接提升了中国企业海外寻找铁矿的财务成本，而且势必抑制中国企业投资海外铁矿资源的步伐。

  由于目前全球优质铁矿石产量的74%为巴西淡水河谷、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和力拓三大巨头所控制，加之我国对进口铁矿石的依赖度高达90%以上，中国企业最近几年饱尝了铁矿石价格飙升以及受人“拿捏”和“挨宰”之苦。走出国门去寻找铁矿资源，因此成了我国企业不二的选择，目前来看已有斩获。如武汉钢铁集团出资约4亿美元认购了巴西MMX公司约21.52%的股份，从而获得约6亿吨资源权益，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以1.526亿英镑收购非洲矿业公司12.5%的股权，中铁获得至少20年的开采矿石机会；中国铝业与力拓公司合作开发力拓在几内亚的世界级铁矿——西芒杜项目，并获得3000多万吨的铁矿石权益；民营企业辽宁西洋集团出资３３亿元收购了俄罗斯一座１０亿吨露天大铁矿的全资开发权。尽管如此，目前中国企业拥有的海外铁矿石权益资源，仅占我国铁矿石总进口量的20％左右，而欧洲、日本企业拥有的海外权益矿石则占进口比例的60％以上。中国企业开拓海外铁矿还有更大的伸展空间。

  然而，中国企业投资国外铁矿的道路异常艰辛。除了遭遇前述资源国提高出口关税等贸易干扰和阻挠之外，中国企业出海投资与开发铁矿石还面临着地域文化、资源质量等一系列风险的考验。一方面，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收购和入股行动，铁矿三巨头更会格外警觉，会屡屡采用各种手段蓄意破坏和干扰，以致中铁物资等公司购买海外铁矿股份的行动不是无疾而终，就是胎死腹中。另一方面，由于不少国内企业特别是钢铁企业片面追求资源自给率，而忽视了投资对象信息采选、财务分析和技术调查等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以致让自己陷进入不敷出和颗粒无收的后期投资陷阱中。不仅如此，由于境外开矿的中国企业基本上各自为战，以致出现一些富矿项目被中国多家企业相中后而互抬价格的现象。这种内斗式竞争更加恶化了我国企业投资海外铁矿的商业环境。

  显然，未来中国企业要想在开拓海外资源方面继续有所斩获，必须学会规避各种经营风险，同时主动调整投资策略与战术。

  目前，全球铁矿石资源储量丰富的国家和地区，除了澳大利亚、巴西之外，还有非洲、俄罗斯等地。在这些投资国对象的选择中，中国企业应避开资源集中型和投资回报慢以及本土铁矿企业与政府关系十分紧密国家，而转身选择资金短缺且需求性强烈的国家和地区，以优化资源的来源。

  不同企业的经营生态不一样，股权结构也不相同，对于外来投资企业的要求也各异，中国企业尤其要注意选择好目标和对象。由于目前铁矿石产业链基本被三巨头所控制，不仅如此，他们还在谋求更大的垄断，这使得大多数中小型和新兴矿业公司受到震动，纷纷采取行动，避免被吃掉。如果中国企业加大对中小矿山的投资力度，既能帮助这些企业释放产能，又能帮他们消除后顾之忧。尤其是对于那些急需产能扩张的国外中小矿山，中国企业更应加大投资力度。中国企业应重点选择那些可以深度合作的国外矿企，并且合作不仅满足于资源的间接性共同开发，而尽可能争取获得参与管理的权利，以使中国企业在参与铁矿石勘探开发的同时获得海外管理的经验，进而确保铁矿石的稳定供应。

  中国企业更应构建战略联盟以延伸投资产业链。战略联盟作为组织创新、更作为独特的资源配置渠道，为企业实现内外资源的共享与优势相长提供了框架。有了这样的战略联盟，国内同行在对外投资铁矿石资源时一方面可以共享市场信息、技术信息，在获得原料成本价格优势的基础上，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另一方面还能在与国外矿商合作基础之上巩固自身的市场战略地位。由于铁矿石矿山的投资与开发涉及铁路运输、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相关投资巨大，战略联盟可以发挥资金集中和强大的优势，使中国企业的投资不仅着眼于对矿山，还能兼顾到与其相关的全产业链的资源合作，从而建立起与资源国利益共赢的长效机制。

  在政府层面，笔者以为，应设立专业部门，还可以考虑设立一个海外矿业风险投资基金，一并承担海外开发的资金风险，必要时政府可以为出海企业提供财务保证。行业协会可以考虑与银行合作建立海外投资专项金融服务部门，运用专业评估机制和金融贷款机制的联合作用，减少企业海外投资的盲目性。随着更多的企业投资海外铁矿石，国内很可能出现铁矿石供给过剩的假象。政府应当抓住这个市场机遇建立铁矿石战略储备机制。

  （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