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鹏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这确实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使中国经济陷入被动发展的逻辑——即发达国家以跨国公司为载体，通过对特定产业的直接投资和扭曲的贸易模式，将中国的产业体系牢牢锁定在价值链低端，增长质量以及潜在的增长能力都遭受严重冲击。从这个角度看，全球化虽是把理论上的“双刃剑”，但在高端产业自控能力和产品定价权严重缺失的前提下，在现实中可能更多表现出伤害自身的“单刃剑”形式。如果说我国制造业发展历程已证实了这一点，那么，服务业外资的大规模进入，也很难排除重蹈制造业覆辙的可能性，这恰恰是在推动现代服务业过程中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问题。

  基于此，加速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必须重视全球化对现代服务业的影响。为此，笔者想在这里重点探讨一下现代服务业发展中的全球化陷阱，具体涉及三个层次的内容。

  首先，服务业外资进入与我国服务业的低端化锁定。无论是高端服务业还是现代服务业，都是基于服务业内部行业特性甄别基础上的观点，随着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分工的不断细化，这些分类都会在实践中产生某种不适应的矛盾。比如，会展业理应属于高端服务，但现实生活中，那些以展示、旅游、酒店服务、餐饮为主营业务的会展企业只不过是会展业的低端，以高质量会议设计和品牌推广为核心的会议运作企业才是真正的高端。因此，服务业高端化应当是指服务业发展过程中的技术或智力的贡献水平越来越高。从这个意义上讲，服务业外资的大规模进入很可能反而会钳制甚至抑制服务业高端化的发展。原因是进入我国的外资服务业大都由外商制造业所投资，由于跨国公司本身往往拥有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核心技术被独立的企业体系包裹，本土企业学习门槛较高，就极可能将导致技术外溢效应并不明显。此外，服务产品不可感知、不可分割、不可储存、所有权不可转让等复杂的特点，使得服务水平无法与商品一样被模仿、复制，并且服务业跨国公司往往垄断了高素质专业性人才，这也会直接影响技术的外溢。

  其次，外资进入与我国服务业的竞争力抑制。一些观点认为，服务业外资进入中国之后，将会加大市场竞争程度而提高我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然而，现实情况并非是理论推演的结果。外资服务业进入中国的目标非常明确，短期为了适应制造业外资体系的发展要求，中长期目标则是抢占中国服务市场。由于中国服务业的竞争力长期落后，因此，市场选择的结果将不利于本土服务业的发展。本土服务业要么选择练好内功、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去与外资抗衡；要么选择与外资服务业错位发展的模式，放弃高盈利空间的市场或充当外资服务业的配套。从我国制造业曾走过的“以市场换技术”的道路来看，后者的可能性极高，主要的问题还在于服务业品牌影响力极强，外资品牌效应很强，本土服务业很难在短期内形成与之相抗衡的竞争实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伴随着外资服务业的大规模进入，中国服务业的本土市场需求将遭受沉重打击，同时，服务贸易也会因为许多服务企业的业务转移而降低，导致中国服务业竞争力降低。

  再者，外资进入与我国经济和产业的安全。笔者认为，在未来的较长时期里，外资将呈现出空间两极化的特征：制造业外资一方面加速向我国中西部地区转移，另一方面加速向东部发达地区转移。参考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外资制造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若不综合考虑下一轮外资转移，将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我国产业体系的碎片化、产业关联的断裂化，并加大外资控制产业自主发展的能力。另外，据有关学者的研究，服务业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要比制造业更为深刻。这主要是源于服务业所具有的特定产业性质——即服务业所提供的服务产品往往是其他经济主体开展经济活动依据，如信用服务业虽是规模较小的行业，但信用评级往往是银行信贷发放的依据，直接关系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类似的行业还有律师、会计审计、知识咨询等，这些行业都涉及国际经济社会数据的安全。可见，如果外资服务业的大规模进入并没有带来实质的技术外溢和服务业竞争能力的提升，那么，我们就需从国家全局视角对外资服务业保持清醒的认识。

  如此看来，在未来我国服务业引资过程中，各级政府非得抛弃一味追求“大量、全面、快速”的引资观念不可，以坚持适度、有限、稳步的开放原则作为服务业引资的立足点。对于关系产业安全和国计民生的行业，在引资中要保持高度警惕。像信用评级、咨询等属于现代专业服务业范畴的行业，不能过于强调其“现代化、高技术、专业性强”的特点而忽略其行业特殊性，尤其是可能会给企业信息安全、产业发展与规划、金融市场稳定以及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带来巨大的风险，应实行有限开放原则。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