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涤

  金融服务业是否需要政府加大监管力度，似乎还是得不到证伪或是证实。摩根大通的20亿亏损事件，再次给人们提供了这么一个鲜活例证。

  摩根大通CEO戴蒙几乎是唯一从四年前的金融海啸中全身而退的大佬，顶着华尔街“最佳风险管控先生”的冠冕，他经常代表大机构在国会和媒体上论辩，将Dodd-Frank法案特别是其中的“沃尔克规则”斥之为过于严格，限制了银行的赢利能力。现在巨亏事件一来，争论形势丕变，天平向监管的方向严重倾斜，不但会改变美国乃至世界金融服务业的运营规则，而且对共和党挑战奥巴马总统的连任，是个大大的利空。《华尔街日报》连日接连刊发社论并请专家撰稿，提出不少理由，辩解为什么还是不用加强监管。笔者在此选出其中的几个理由来“诠释”一番。

  “企业亏损并非罪过。”假如属于正常经营谋算不彰，那当然不是罪过，按理，20亿损失对资本金1500亿、去年盈利超过190亿美元的美国最大的银行算不了什么。去年日本海啸地震，巴菲特就赔了30多亿美元，并没人怪罪于他。人们辩称，摩根大通造成亏损的交易部门还是挺赚钱的，去年直接创造的利润加在一起高达91亿美元，今年一季度获利10亿美元，相抵之下亏损不过10亿。

  问题就在这里。让摩根大通成为优秀银行的高盈利率，大部分建筑在批发业务的高风险作业上，“沃尔克规则”要求剥离这部分业务，是断了其财路。从目前看，戴蒙也承认，造成亏损的作业，不是对冲而是投机，而这回赌美国经济走强、欧洲回稳失算了。巴菲特或许多其他企业要是出了毛病，赔的是自己的老本，不一定构成监管的理由。但银行、保险公司一旦破产，亏的远不止自身的本钱，一定会危及大众存款，引发社会动荡，这构成了对这些行业监管的法理基础。

  “银行需要的是资本而非监管。”商业银行的资本金是抗风险的基础和最后手段。没有资本金要求的监管，银行就不会有对抗风险所需的充足资本金。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储贷机构危机就是杠杆率过高——资本金不足风险资产的3%所致。所以后来有了巴塞尔协议I要求的8%的资本充足率。非常离谱的是，在实行了对资本金有更高要求的巴塞尔协议II，欧美银行也都报告说资本充足率往往超标，达到了12%后，人们发觉金融海啸揭露出来的事实，是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只相当于其加权平均的风险总资产的3%或更少。商业银行用1块钱的自有资本做了33元以上的生意。投资银行做了60元的生意，金融衍生品业务更可怕，做了200元的生意！

  其中的门道，简单地说，是在资产的风险权重上搞名堂。其结果，不是股东而是代理人的利益的最大化，运作其事的主管经理从短期交易的即时收益中提成获得个人的永久红利，而把蕴含的风险长期化往下推。公司运营一直无法妥善解决的委托-代理关系的矛盾，通过越来越高的杠杆率，突出表现在交易的短期暴利和长期风险的关系上面。

  “政府不比企业聪明，监管不如自管。”可以肯定，在美国，政府雇员不如企业人士聪明能干，但正是聪明人，点子多，更需要制衡。“沃尔克规则”简单粗笨，正是考虑到了政府机构要对付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投资银行家，监管难以到位，所以干脆切分隔离。就像一部大客车，经常有人要把它开到赛车场，以时速300公里以上疾驰。沃尔克规则一刀切，规定不准大客车当作F-1方程赛车来开，是有其可操作性的。

  “企业太大而不能倒。”拷问这个命题，关键点有二：什么才算大？倒的是谁？银行，保险公司，都是现代经济的动脉，堵塞或破裂，死的是大众。故此，社会不得不救助。就算把摩根银行肢解为十，个个还是小行星。事实上，还没有国家敢让一个哪怕是中型银行倒闭的。

  最关键的是，倒谁？到目前为止，在美国还没见到有任何闯了祸的家伙把他们诱使银行过度冒险，滥得的不当收益会吐出来过。市场交易之能有效率，说到底，是责任可有效追溯，能够到位。若缺失了问责的机制，无法对责任人论罪，追索他们的报酬和给予必要的惩罚，企业的亏损、社会的风险将层出不穷，市场将无宁日。所以若要论倒，责任人应该先倒，至少一起受到重创。把大客车开到F-1的赛车道上，甚至在车毁人亡后，司机还能全身而退，和所有的文明法则都不符合，岂止是违背了市场规律而已。

  其实2004年执行的萨班法案和2010年通过的多德-弗兰克（Dodd-Frank）法案，都有令主管雇员退还不当收入的要求，只是还没能被认真执行甚至透明披露过。纽约州财务总监刘约翰最近责令高盛和大摩这两家全球最大的投资银行，必须明确规定并披露公司在这方面的政策措施。问题是，这次教训所推动的监管和改革，又会是个“半吊子”吗？

  （作者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