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寻求超越
|
——读袁剑《大拐点》
⊙汪晓波
我第一次读到袁剑先生的作品,是那本《奇迹的黄昏》。在那本书里,一个知识分子的忧国情绪,袒露无遗。多年之后,读到这本《大拐点》, 我的直接感受是,作者的犀利风格没变,思想则更老到成熟。
《大拐点》是作者专栏文章的合集,所以,评说的范围比较大,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等领域都成为观察对象,作者亦对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经济超长周期等,都有评述。近些年里,关于中国宏观经济的论著出了很多,《大拐点》的特色在哪里?我以为至少有三。其一,是作者对于中国经济乃至中国政治、社会的洞察力;其二,其所涉及的议题,均关乎当前中国经济的痛痒,有着很强的现实性;其三,作者的行文带着深深的忧思,那正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
袁剑先生是带有草根气息的学者,也是资深媒体人。言及他的思想颇有洞见,跟他与体制及主流圈子保持一定的距离不无关系。一些体制内学者,放不下已获得的利益与空间,但袁剑没有这些牵挂。他是一个真正站在一旁观察的人,使得他的言说得以超越自身利害关系,呈现出某种独立性。
不妨引用一段他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论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本身将与中国强势集团的短期利益尖锐冲突……显然,目下中国广受诟病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由强势集团的短期利害计算所形塑的。这一切都决定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是一个充满争斗的政治和社会过程,而远远不仅是所谓经济过程”。
为什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如此之难?袁剑的分析,指出了其中的一个症结。当然,问题也不止于此。人性与体制的合力,常常容易使人只顾当前,不顾长远。比如,2008年遇到国际金融危机时,中国推出4万亿的刺激计划,在这个过程中,“保增长”压倒了一切,很多地方大干快上,“萝卜快了不洗泥”,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现象常见。至于增长方式的转变,早已被置之脑后。今年中国的经济形势亦不乐观,高层已定调要“稳增长”,我猜想,如果不加防范,许多老路恐怕又要再走一遍。
称袁剑的评论颇有洞察力,也是因为他对不少问题的分析,确实是一针见血。比如他对喧嚣一时的“中国模式”的批驳,深刻揭露了所谓“中国模式”之伪,指其不过是一种想象而已。又如他对官僚资本和权贵利益集团的批判,承继了《奇迹的黄昏》中的犀利性,直达本质。
毋庸置疑,作者所触及的这些议题,很沉重,但也无法回避。正由于这些问题关乎中国经济、社会的痛痒,才显得如此的沉甸甸。整个世界经济正在裂变,中国经济路在何方?当创造了30多年经济奇迹的各种历史条件发生变化之后,中国经济还能够稳步增长吗?如果中国经济列车减速,政治的、社会的问题会不会真的“跳出笼子”,让人无法招架?
这些议题,指向的是国家的命运。经济发展方式究竟如何实现转型?各类改革究竟如何得到深化?发展的各种代价能不能小些,再小些?用袁剑的话来说,这都是“大时代中的大问题”。这些议题的现实性在于,增长的蜜月有可能走到了瓶颈期,袁剑甚至悲观地认为走到了终点。
这样的判断确实显得过于悲观。这样的情绪透过文字,浓浓地散发出来,背后是知识分子一腔忧国忧民的情怀。所以袁剑会这样说,“在我的视域中,重建中国的历史议程已经相当急迫,我甚至怀疑,我们是否已经丧失了最后的可能”。我以为,袁剑的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深水区”的改革确实是很急迫了,但过度的悲观,并无助于解决问题。不过,这样的情绪,对我还是很有感染,让我感动。今天的社会,是如此浮躁,总还是要有人去“不合时宜”地思考吧?
总体而言,我认同袁剑对于当下中国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剖析与判断。这些剖析与判断是清醒的,是直抵本质的。他对权贵利益集团的深刻批判,就非常有深度且有力。当然,有些观点还可以商榷、再推敲。比如,一个超长经济周期是不是真的已经走到终点?再比如, “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已经完毕”,“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市场不足,而是民主不足,法治不足,公正不足”,等等。中国的市场化进程真的已经完毕了吗?不,市场不足的情况仍是现实地存在。而对于市场经济极为关键的信仰与伦理基础,袁剑本书只字未提,不能说不是不小的遗憾。
袁剑确实是冷峻地看到了当今中国的“顽疾”,他期许为政者的自觉,所谓改革就是“自己革自己的命”。透过这个“药方”,其实也能看出他的深深无奈。我一直认为,中国式的改革之路,需要在理解国情中寻求超越,其中的关键是超越。这个过程,不可能仅是自上而下的——缺少强大的倒逼动力,没有人会主动割让自身的利益。这也注定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在互动中才可能形成更好的政治秩序,建设真正的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