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的经济失衡是全方位的，包括产业结构失衡、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消费结构失衡、就业结构失衡、投资结构失衡等等。而追溯起来，导致经济失衡的根源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企业结构失衡。

  不妨先看看投资结构以及由此决定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

  长期以来，我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受到严格限制，2005年颁布的“非公经济36条”和2010年颁布的“新非公36条”，以及“鼓励民间资本通过兼并重组进入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领域”等政策迟迟难以真正落实。原因在于，一方面，在追求立竿见影的政绩与GDP增长崇拜的思维定式中，相关职能部门对与政府没有密切关系的、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民营企业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歧视，而一些中小企业因为习惯于粗放式发展，产品技术含量低，经营与管理比较落后，致使长期缺乏竞争优势，也制约了其发展壮大。另一方面，诸如提高行业准入条件、行业集中度、淘汰落后产能以及整顿行业秩序等，大都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标准，客观上也排挤了中小企业，限制了民营企业进入有效益的经济领域，致使民间资本最终能进入铁路、能源、金融、市政公共事业等重要领域的少之又少。例如，中国油气生产商只有5家，而且都是国有的。而据美国独立石油协会统计，美国现有独立油气生产商13000余家，其中没有国家石油公司。美国50%的石油产量、60%的油井和天然气产量由这些中小型私人企业提供。我国民间资本要想兴办金融机构，进入金融领域同样非常困难。虽然我国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99%，贡献税收占50%，创造国内生产总值60%，完成创新占70%，解决就业占80%，但在成本高、税负重、融资难等的现实背景下，中小企业正面临着生存困境，如果中小企业大面积的关闭，自然会带来难以估量的失业潮。

  要挖掘服务业发展的新动力，同样需要打破该领域的管制与大企业垄断的格局，减轻中小企业的经营成本尤其是房价（房租）和税负，才能促使中小服务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一个典型例子是，大型超市会使周围零售小店铺陷入绝境，故有“沃尔玛一公里死亡圈”之说。所以，即使在美国，沃尔玛通常也只开设在地广人稀的城郊地带。沃尔玛曾多次试图在纽约市区开店，但都被拒绝了。纽约消费者深知，社区小店虽然价格更高、选择更少，但它们能创造就业，还能获得一种人际的交往。我国香港地区则通过降低小店的税负，提高其价格竞争力，使大型超市难以生存。这就是在香港看不到巨型超市的真正原因。韩国为保护小商店使出的“高招”是，让大型商场早点关门，甚至对大超市实施强制休息日，从而给小型超市留下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而在我国，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二、三线城市，这些年都出现了大型超市扎堆的现象，中小商铺的生存空间也就被大大压缩了。

  再拿收入分配结构来说，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首先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失衡的结果。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经济改革和民营企业的迅猛发展，使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实现了大致的平衡，居民收入也得到了迅速增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各地大规模“夺城略地”，向原本属于民营企业的空间扩展，很快打破了原来基本平衡的局面。很快，央企几乎控制了所有有价值的资源和行业，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得了巨额利益，更拥有利益的“自行分配”权；民营企业的经营空间则随之日渐逼仄，由此带来了收入分配的巨大落差。只要这样失衡的企业结构得不到改变，一次分配就不可能实现基本的公平。

  经济发展实践告诉我们，一国中小企业的繁荣与否不仅直接关系到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内需、增加就业、促进市场竞争机制的发挥，防止市场经济停滞等问题，而且更直接关系到能否获得一个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合理机制。正因为如此，加强对中小企业的保护，强化公平竞争，已成各国家和地区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例如，韩国为了保护中小企业，将市场规模在1000亿到1.5万亿韩元的行业划分为中小企业固有行业，并通过立法禁止大企业进入。在我国香港特区，无论是本地资本还是外来资本，都不需要政府批准就可以平等投资各个行业。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帮助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香港特区政府推出了1000亿港元的政府信贷担保计划，还将企业的最高贷款额大幅提高，准许所有企业申请有关贷款，使许多企业顺利度过了危机。

  要想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进而实现经济的成功转型，当下首先要解决的是对中小企业的长期歧视及其税负过高、融资困难等问题。这是意味着必须加紧调整我国的企业结构，尽早建立起竭诚服务于中小企业的金融体制。

  （作者系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