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事关经济战略转型时间窗口的高度敏感期，政府要做的不只是紧盯短期经济指标，而应坚持优化经济增长的路径，为经济结构调整与战略转型营造良好的环境。如若不然，则宏观调控不仅难以跳出既往的窠臼，更有加剧系统性经济与金融风险之虞。

  当下国人似乎对短期经济指标变动格外敏感。

  6月经济指标出来之后，很快就有专家建议中央政府赶紧调整经济短线政策，呼吁尽快增加信贷投放和投资。至于一直挂在嘴边的长线调整，似乎缓不济急，因为时间维度并不允许而只能暂时放一放了。倘若稍晚将公布的上半年经济增速低于8%（就目前而言这种可能性很大），则决策层和执行层届时可能推出带有宽松色彩的经济政策调整，不仅有经济基本面的充足理由，更可以借由舆论压力顺势而为。事实上，央行日前祭出的相关策略组合已经在向市场释放出了政策松绑的信号。若不是碍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房地产调控，宏观经济政策说不定早就松动了。

  笔者认为，要驾驭中国这样年GDP超过6万亿美元的超级经济体，不仅需要对宏观经济情势的准确判断，更离不开具体经济政策的精准投放与执行层面的相应匹配。尽管从驾驭经济大局尤其是经济变迁趋势所需要的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经验积累来看，这些年来，无论是决策层还是学界都有不小的进步与提升，但整体来看，宏观经济学不够用与既有增长思维的固化确是不争的事实，这也在相当大程度上阻碍了前瞻性的国家经济学的早日形成与发展。而众所周知的速度情结，如今不仅已深深植根于各级、各地政府，更在不少经济学家心里烙下了浓重印记。以至于一旦出现经济情势的下行迹象，则凯恩斯主义的浓厚调控思维便被迅速激活，进而化为一系列经济政策行动。至于刺激政策可能带来的负效应，则成了次要的考虑因素。

  其实，凯恩斯主义作为经典宏观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尽管是经济处于非常时期政府可以服用的一味良药，但也不能滥用或者扭曲使用。换句话说，当经济处于下行区间时，包括政府在内的市场主体首先需要分析的是宏观经济背景，进而对症下药，而非动辄放松经济政策。而从今日中国经济基本面来看，放在一个经济长波与国际经济大环境中去分析，增速出现短线下滑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何况年初政府就将今年的宏观经济目标锁定为可接受的7.5%。当然，从经济的季度表现来看，一季度GDP增长率为8.1%，较去年第四季度的8.9%回落0.8个百分点；二季度一般估计为7.5%左右，确有回落趋势。从决策层一再释放的信息来看，政策在处理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三者之间的关系时，之所以强调稳增长，根本目的是为了给经济结构的调整与战略转型营造良好的环境，而非简单追求稳增长而牺牲经济战略转型的时间窗口。正如温家宝总理日前所言，当前，稳定投资是扩内需、稳增长的关键，但要因势利导，也就是说要更加注重“转方式、调结构”，把稳定投资与实施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结合起来，与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结合起来，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与调整经济结构、淘汰落后产能结合起来，努力实现速度、结构和效益的统一，为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因此，最高决策层的意思很明确：既要正视经济情势下行的事实，更不能忘了经济结构调整尤其是经济战略转型的大计。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稳增长成为宏观经济政策急务的敏感时期，增加信贷投放与投资尽管可以带来短期经济指标的迅速提升，但若无视业已恶化的经济结构与极为敏感的资产价格走势，则宏观调控不仅难以跳出既往的窠臼，更有加剧系统性经济与金融风险之虞。因此，笔者认为，在事关经济战略转型的时间窗口，如何优化经济增长路径，才是更具战略紧迫性的命题。

  为此，现阶段，政府既需要适度调整政策以尽最大可能求得经济基本面的稳定，但着力点应该是对有效经济增长的关注并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常态，且应采取相应措施使得基于这种增长路径的财富积累能够有序转化为民生福利。若如此，则在这个层面上的经济增长才是波动性较小且福利效应可观的路径安排。

  中国今天正处于人均GDP在900至11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的中部。这是个非常敏感的时间窗口，既是中国经济迈向更高阶段的新起点，也可能是经济处于波动频繁期甚至面临难以突破瓶颈的临界点。此时，追求技术进步、构建服务型政府，以及高度关注民生福祉，应是政府施政的着力点。否则，一旦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失误，不仅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会加大经济转型成本。而当今中国，经济不仅存在着严重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亦很严重，在这种内外双重约束的条件下，必须格外小心资产泡沫膨胀之后引致的系统性经济风险。如若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局部风险的扩散和累积将有可能演变成系统的经济与金融风险，那样的话，民生福利和财富增长的不协调问题将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如若不能找到有效的对策，很有可能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定时炸弹。

  既然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是一种内生性的选择，那我们就得在市场主体基于既有的约束条件下去追求成长空间的持续扩大；既然适度干预是避免市场失灵的必要条件，那么充分调动各有关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才是保持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的环节；既然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已是各级、各地政府的共识，则政府要做的就不应是紧盯几个经济指标的变动，而更应冷静思考制约经济长期增长的约束条件，全力营造使技术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市场主体的普遍行为的技术与社会条件，尽快采取实质性举措促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扩大竞争性投资领域，让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在提高投资效率的同时力求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有了上述的努力，经济结构调整与战略转型的良好制度与政策环境则可期。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