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论一瞥

  ●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7月14日专栏文章

  中国经济仍有足够繁荣动能

  中国经济不同于其他国家，一方面政府可在短期内直接对经济增长施加影响，另一方面在关键方面的长期增长路径也有自己的特色。这两种方式在中国政府抵制衰退时总能紧密配合。因此，中国公布的第二季度7.6%的经济增长率应是底部。未来的增长将稳定，同时带动澳大利亚和西方国家。

  尽管7.6%的增长率低于第一季度的8.1%，也低于市场预期的7.7%，但高于政府目标的7.5%，关键是新一轮的刺激已在进行中。2008年至2009年，中国总值达5860亿美元的刺激方案包括由中央对基础建设的直接投资以及通过银行向市场传递的间接刺激。这一计划是奏效的，但间接刺激过多地流向了已过热的资产行业。新刺激方案规模大约为上一方案的25%，更加直接也更为低调。中国国家发改委在今年前四个月批准了868项投资工程，去年这一数字是363项。今年，中国央行已连续两次降低存贷款利率，也降低了银行准备金率，增加了银行可贷资本。令人头疼的是，资产和资产投资仍然火热，好在通胀率还处于可控范围。

  中国经济的长期驱动力现在是未来也仍是投资，特别是基础建设投资。西方国家的投资是私人和公共的混合体，投资活跃度与回报率息息相关。在中国，投资则更直接来自中央政府，收益通常是更为复合的概念：经济活动、生产力、就业和税收。在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后，将会发生结构性变化：投资重要性下降，国内消费重要性上升。但这还需要较长时间。

  （作者系澳大利亚《时代报》经济评论员马尔科姆·梅登 贺艳燕 编译）

  ●俄罗斯《莫斯科时报》7月12日专栏文章

  欧洲负债国最缺

  有效利用救助资金能力

  经济危机的构成因素包括：经济持续下滑、高失业率、通胀抑制不住、汇率陡然下降、财政赤字、借款成本升高、政治失效等。然而欧元区仅有少数国家发生了上述少数问题，却引发了欧元区危机。

  因此，关于欧元这种单一货币不适合不同成员国的争论又开始了，立论证据如各国的增长率、就业创造、失业率以及往来账户表不同等。这些问题的确在欧元区可见，特别是边缘国家。危机带来的不安，造成了负债国家的资本逃逸，这种趋势在去年变得难以抑制。但这种情况不仅只发生在欧元区国家。欧盟国家如英国和匈牙利因为结构缺陷也出现了此种状况。

  一些人认为，现在对于欧元区边缘国家的付出，成本过高且最终会失败。事实上，欧元区各国政府和机构提出的是可持续的解决方案。融合性的合作能避免恐慌，减少风险以及促使资源优化。国家间的劳动力人口流动应更加活跃，这样有技能的年轻失业者就能在需要的国家得到就业机会。在负债国家减少用于失业福利的开销时，劳动移民应得到机会加强技能，提高工资水平。劳动力的灵活移动，可帮助欧洲酝酿出更开放的思想，削弱国家主义的偏见。

  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将得到更快速、良好的经济发展。所以现在对于麻烦国家慷慨的支持是有必要的，欧元必须被保留，至于欧元区的范围是否还需扩充则是另一个问题。欧元区国家继续协力解决负债国家的麻烦，金融市场将对此给予良性反馈。除了金融支持，有能力的国家还可以从制度、产业、管理等方面提供良好建议，加速边缘国家的融入。欧洲负债国家最需要的不是钱，而是如何有效利用救助资金的能力。

  （作者系德意志银行研究院院长诺伯特·瓦尔特 贺艳燕 编译）

  ●日本《东京新闻》7月13日社论

  防灾成本远比

  灾后复兴和重建要小

  “防灾主流化”似已成为世界性的关键词，其主要含义是在教育、环境、开发等各领域引入事先预防灾难的视角，重视将硬件和软件相结合以制定有效而具体的救灾对策。

  上周在受灾地区的日本仙台，以发展中国家为中心，大约80多个国家和机构参加了世界防灾阁僚会议，会议主席呼吁构建“有韧劲、易恢复的社会”，提高防灾政策在财政上的优先顺位。“防灾的主流化”的概念应此而生，它提醒我们防灾成本远比灾后复兴和重建的经费要小。

  以开发为优先的发展中国家的防灾意识和工作稍显滞后，特别是在快速城市化的亚洲，发生了世界四成的灾害，其受害者占世界的九成。亚洲是日本企业活跃的地区，野田佳彦首相表示将从明年开始的三年内提供30亿美元的援助。

  东日本大地震留给我们两条教训。第一，海岸堤防等硬件无法防御自然灾害。因此日本修改了防灾基本计划，如果遇到千年一遇的最大级海啸，优先“逃走”。日本东北的受灾地区正在练习如何向高处集体转移，也在沿岸各地建设避难大楼。第二，平时的防灾教育可以将灾难发生时的损失压缩到最小。此次会议提出受灾地区的儿童应熟悉避难路径以及如何与他人会合。儿童应在平时便体验如何“防备（灾难）”和“联系（他人）”。

  日本宣布申办2015年第三届联合国防灾世界大会。利用自身经验和教训为世界做点贡献，也算是对东日本大地震时得到世界各国援助的报恩。

  （梁宝卫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