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利刚

  近来关于中国经济的疑虑似乎有越积越多之势，悲观派观点因此占了上风。

  作为世界上基本面最强的经济体之一，世人对中国经济的潜力并不怀疑，真正需要厘清的是，中国如何在宏观政策端发力，来保持整个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以避免外部因素对经济的负面冲击。

  当然，政策应该分为短期和中长期政策，尽管这些政策的意图并不相同，甚至可能存在着相互的矛盾，所以短期和长期政策需要清晰的界定、逻辑的吻合和密切的配合。

  笔者认为，与欧美经济陷入增长困境不同的是，当前中国经济遭遇的只是周期性下滑，其主要特征是通胀上升导致货币趋紧造成的，同时宏观经济政策的紧缩和对房地产市场的打压，也影响了相关的投资，并进而影响一系列重要的上游行业。与此对应的是，欧美经济状况也不佳，致使中国的外部需求持续大幅下滑，这也影响了中国的工业生产。

  更重要的是，市场的信心也开始走弱，这反映在银行的信贷中，表现为银行担心企业的发展前景而不愿意借贷，进而使企业在资金压力上面临更深的困境。

  在这样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应该表现得更加“逆周期”，以此来带动相关资金。事实上，从今年年初的财政安排情况来看，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及保障房的投入不可谓不大，这些投资也具有长期的正面效应。因此，政府更应该积极甚至更快地推进这些举措。值得一提的是，保障房的投资不仅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对于缓解当下中国经济的短期下滑，也有着极重要的作用。但笔者近期在各地的调研却显示，保障房的资金到位状况并不尽如人意，加上私人投资不足和银行借贷意愿不强，政府投资的缺位更使得投资者对中国经济信心不足。

  近期国家发改委已开始加速项目审批，财政端也开始发力，央行一个月内的两次降息意味着货币政策开始大幅放松。相信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周期性的下滑在短期内可以得到抑制，最乐观的估计是能在下半年扭转下行趋势。

  那么，中国应该如何调整中长期政策呢？

  首先需要承认，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已开始下滑，这是由资金成本、劳动力成本及环境成本上升等因素共同促成的，同时也别忘了如今的中国经济总量已变得非常庞大，这意味着资本与人力资源投入的“边际效应”在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味依靠大规模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

  这就要求中国经济必须在经济结构上做进一步的改革。择其要者，笔者认为至少在如下几方面：财政加大对民生的投入，并加速社保体系的重建，完善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推进养老金制度的改革，加大教育投入，降低教育费用，减少预备性储蓄，为鼓励消费创造条件。同时，在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加速开放资本账户的背景下，滞后的国内金融改革也应加速，否则中国银行业的整体风险也会增大。国内金融改革的方向在真正放松金融管制、降低融资成本、降低金融业准入门槛，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步伐。同时需要进一步放开债券市场，允许更多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和地方政府进入债券市场融资——其政策目的是为了减轻金融垄断，并通过跨领域和跨市场的竞争，来降低融资成本。

  在金融进一步开放的过程中，对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开放资本账户，则需要多保持一份谨慎，这是因为在国内金融开放还很有限度的状况下，人民币的过快国际化可能造成境外成熟市场对境内市场的“倒逼”效应，并导致国内市场的发展出现混乱。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首要的是推动人民币成为贸易结算和贸易融资货币，而非贸然推动其成为储备货币。

  在产业政策方面，需要降低行业准入尤其是服务型行业准入的门槛，允许更多的民营企业进入教育、医疗、运输、电信等领域，降低这些行业的服务成本，并为整体经济的发展注入更强的动力。近期，我们也已经看到中央各部委相继开始制定相应政策，允许民营资本进入更多的垄断性行业。只是这些举措会否如此前那样“雷声大雨点小”，仍需要进一步观察。

  当然，“去垄断”和“去监管化”的过程是比较困难的，但在经济下行的趋势中，改革的动力也会加大。从这个角度看，目前中国所面临的经济困境也孕育着加速改革的希望。

  （作者系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