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九二派：“新士大夫”企业家的商道和理想》

  ⊙叶 雷

  “九二派”，这个充满了时代的诱惑与神奇的词语，特指在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精神激励下，那些戴着政府机构、事业单位、科研院所“红帽”主动下海创业的企业家。据统计，1992年，全国至少有10 万名党政干部“下海”经商。“九二派”为什么要下海？想的是什么？什么是驱动力？《九二派：“新士大夫”企业家的商道和理想》对此有详细梳理。

  他们有的是为了追求平等，追求自由与创造，兰世立直言“当看到自己写的发言稿被别人拿去一本正经地念时，我感到很不爽”；有的是处于仕途的边缘，搏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毛振华说“哪怕让我去西藏当个县委书记，我也许都不会下海”；有的完全是出于“红帽”的纽带，做“官倒”，赚一把钱就跑的投机。因此，“九二派”的发展也就结局纷异，有的今天已销声匿迹，有的成了“教父”级的企业家，有的身陷囹圄。

  虽然“九二派”企业家都有意回避“红帽”话题，但他们身上始终打着“红帽”的烙印。一是他们的触觉有限，所从事的主业多以贸易、金融等服务业为主，夹着房地产、医药等的多元化，起步都离不开“红帽”带来的资源与人脉；二是虽然“九二派”成功企业家大多有了自己的理念，如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强调“信任、简单、透明”，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强调“一定要专业”，新东方董事长兼总裁俞敏洪强调“努力做好一件事”等，但说白了，这些都还只能称为“成功秘诀”，与完全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家精神还有很大差距。三是“九二派”企业家的机遇意识主要来源于体制内，比如陈东升就依然觉得“北京是红太阳的中心”，“美国今天最火的，就是中国明天将要红火的”。所以，说他们既缺乏“78派工业英雄”草根的冒险精神，也缺乏“2000派互联网弄潮儿”的创新精神，应该是比较贴切的。

  人类总是健忘的，但历史将记录这一切。我们未必记得住这些“九二派”企业家的名字，但未来很长时间里，我们很可能还会拿中期、万通、泰康、华谊兄弟、新东方、汇源果汁、零点咨询等作为商业经典案例来分析；而那些“倒在了体制的怀里”的失意者“千万不要试图用金钱与政府角力”的惨痛教训，更能促使我们反思。兰世立的故事就很有代表性， 2009年，兰世立以合作条件不平等为由坚决回绝了中航集团的收购，甚至对前来斡旋的政府官员说，即使砍了他的手，他也不会签字。这是何等悲壮。

  “克里斯玛”是巫术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意指神授的能力，是追随者用来形容诸如摩西、耶稣之类具有非凡号召力的天才人物的用语。马克斯·韦伯认为，“克里斯玛”人格是历史中富有创造性的革命力量，有着这种人格的人物以传统的名义出现，却是传统大刀阔斧的改造者。任何“克里斯玛”都是有时效的，其所能赋予社会进步的合法性也同样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递减。“九二派”企业家最感念的是《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两个文件。改革开放三十余年，蛋糕空前地大了，但质疑或阻力也正在重重叠加，人们呼吁进一步深化改革，理性的声音是告别“克里斯玛”，代之以法理型权威，依靠法律与制度的改善，依靠每个公民的努力。

  本书作者花了两个篇章梳理这个问题。在“政商之间”中，作者说“官本位”仍然在影响社会和企业，中国商人与政府的关系是“离不开，靠不住”，“九二派”企业家“就是要利用某种人脉获得一个进入市场的机遇，并且坚定地走市场道路，也就是用计划经济最后的一点关系，去突破市场经济的关隘”，这就难免“人情往来”，只不过是有的过了界线，有的不过界线。在 “‘新士大夫’的精神图谱”中，作者提出了一串沉重的问号：如何理解企业家精神？企业家队伍的壮大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吗？企业家如何更好地扮演社会角色？到底有无中国模式？如果有所谓的“中国模式”，政府在这一模式中的地位和作用应该是怎样的？威权是否有利于效率？民主是否有损于效率？是否对民主有担忧？如何平衡？企业家作为既得利益或受益者是否趋于保守？如何看待政治文明的变革？对当下中国的主要担忧是什么？

  有人将“九二派”企业家与美国的西进运动相比，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胆量有多大，天地就有多宽，野蛮生长。历史确实有点相似。但在美国，今天人们议论的热点，不再是摩根、洛克菲勒、卡内基等，而是麦当劳、联邦快递、微软、英特尔、Facebook、苹果等。因为美国每个人都可以做白手起家的创业梦，因为美国是个企业家称雄、企业家精神历久弥新的国度。

  企业家精神不仅是投资创业、提高市场活力的首要条件，也是实现创新和联结各种生产要素的一种稀缺的无形资源，是企业健康长寿的基因和根本，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唯一真实来源，对企业的成功发展至关重要。可喜的是，“九二派”企业家对企业家精神已经开始了新的思考，比如黄怒波认为“企业家精神就是毁灭性创新”，朱新礼认为“企业家精神是让穷人变成富人，让富人变成有责任感的人”等等。

  可以说，“九二派”企业家最大的贡献，是以自身实践挑战了“轻商主义”的传统，呼唤真正的企业家精神。本书由此发出这样的呼吁：“一些国家之所以不发达，不是因为他们缺乏企业家禀赋，而是因为他们的企业家人才被不当配置于政府或非生产性部门中去。” “重振企业家精神就是要求政府退出经济主战场，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让企业和民众回到舞台的中心；重振企业家精神，就是要求政府放松和解除管制，强化市场功能，弱化官员造租和寻租的能力；重振企业家精神，就是要求民众理解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从这一点上说，“九二派”企业家的历史使命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