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我国经济出现的特殊情况，当前提升对经济适度下滑容忍度的共识，为下一步经济调整创造了时间窗口。笔者认为，未来第一个方面是要通过宏观政策来调控短期经济波动；第二个方面则是继续深化改革，改变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路径，提升潜在经济增长率中枢。

  虽然目前各项经济指标表现平稳，且在预期之内，但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从货币政策的角度，应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落实已经启动的基建、教育、卫生等领域项目资金的供给，并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更加注重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整体仍要坚持稳健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依经济形势以预调微调为主，而非全面转向。至于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究竟怎样，当前尚难预料，但连续两次降息后，政策调整的效果正在显现。如果未来经济还是继续往下掉，则下半年货币政策继续宽松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从理论上来说，利率水平可以再有两次调整空间。CPI持续下降，给央行的利率调控打开了操作空间。下半年准备金率等数量型工具可能会用得更频繁一些。

  为配合货币政策效果，笔者建议可以考虑调整目前的监管政策，比如将存贷比放宽等。因为，如果中小商业银行存贷比水平较高，而存贷比政策却未加以调整，仅仅只是下调存准率，则所释放的资金仍然无法用于放贷。因此，若要扩张银行的信贷能力，除了存准率，包括存贷比等监管政策可以考虑适度调整。但目前尚不具备取消存贷比的条件，毕竟存款立行的理念是银行业经营的长期理念。不过存贷比的确需要加以调整以更加适应市场情况，如可以采取差别性政策等。

  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来看，还是要强调积极财政政策，具体应注意把握两个方向：首先，要继续落实好结构性减税政策，推进“营改增”试点，减轻企业税负。这对于改善企业生产经营环境，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尤其是中小企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次，扩大投资虽仍对当前“稳增长”政策效果显著，但必须总结2009年宏观调控的经验教训，当前一则要加大对钢铁、有色、水泥等这些产能过剩行业和落后产能的整合力度，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二则要把扩大投资的重点放在投资结构和空间布局的优化上，在惠民生、调结构中稳投资、稳增长，通过增量投资带动资产存量的调整，促进经济结构的升级转型。

  从长周期视角来看，未来中国经济能够保持较高潜在增长水平的关键在于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创新力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实现流程改进、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目前，由于受到体制的抑制，如垄断、管制等，政府几乎掌控了所有支持经济增长的要素（土地、税收、环保、矿权、准入等），而现实经济中，政府主导和政府经济活动的扩张往往会天然地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因此，未来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根源还在于务实深化相关领域的改革创新。

  当前我国金融宏观调控的方式、手段还很不健全，市场化的调控机制还没有形成。央行在调整货币政策时，价格型工具发挥作用的空间还很不充分，利率作为价格信号，理应在社会资金配置中发挥杠杆作用，但很显然这种传导机制还很不顺畅。这导致金融调控过于依赖数量型工具，直接后果是货币政策宽松时，大量货币从央行释放出去，而利率水平又被压在低位，这时，大量资金一定被吸引到政府主导融资平台、国有大型企业、房地产等领域，事前期望的服务中小企业、战略新兴产业的想法被动落空，事与愿违。我们也看到，在稳定宏观经济增长的同时，央行最近高密度的两次非对称利率调整，表明我国利率市场化步伐加快，一改往日“雷声大、雨点小”的局面，不过目前的程度显然不够，还需要继续推进。

  另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甚至已经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羁绊。我们时常感觉政府这只手不仅闲不住，而且越伸越长。在政府相对比较强势的领域，民间资本的经营成本就会被推高，市场化程度相应被降低。事实表明，政府主导的投资不仅会带来投资效率低下、挤出民间资本，还会导致金融风险剧增。因此，未来政府的管理职能应切实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严格行政边界和权力边界。只要是具有商业可持续性的投资项目都要尽量通过招投标等方式让民间资本来做，应当抓住经济的回落的机会，加紧改革社会经济生活隶属于行政权力的旧体制，以市场主体的自主活动取代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的管理体制，使整个市场上形成更为充分的竞争格局，进而提高效益。

  当然，要创造这个“制度红利”，政府需要有点壮士断腕的勇气。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郭田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