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好“金融效率”和“金融稳定”之间、“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在当前尤为重要。我们应最大限度地避免因中国金融的脆弱性和“实质不对等”对外开放要求所带来的全球范围内对中国产生的不公平的收入再分配效果。

  孙立坚

  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动荡格局，中国金融改革的紧迫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抗衡经济硬着陆的救市政策所造成的“流动性泛滥”的后遗症，需要由金融部门大力扶持而形成的新一轮充满活力的实体经济的发展才能吸收；只有金融体系健全发展，才能化解全球资产价格大幅波动、融资环境日益恶化的金融风险，才能抗衡在阶段性周期下行调整过程中投机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挤出效应。否则，改革开放30多年所积累的中国经济硬实力将会出现不可逆转的产业空心化趋势，甚至有可能落入学术界所热议的“中等收入陷阱”。

  特别是，处理好“金融效率”和“金融稳定”之间、“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在当前日益活跃的国际货币体系“重组”和全球资产和货币价值“重构”以及国际金融资本投资组合“重置”的过程中尤为重要。为此，我们要努力提高中国金融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中国财富管理的稳健性，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因中国金融的脆弱性和“实质不对等”的对外开放要求所带来的全球范围内对中国产生的不公平的收入再分配效果，这个结果实际是更为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的形式。

  一句话，“稳中求进”是我们金融改革应该坚持的总基调。

  而要探讨中国金融改革的切入点和相互关系，眼下先要清醒地梳理清楚结构性、周期性、外部性三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症下药。否则，盲目行事，不仅事倍功半，而且事与愿违，得不偿失。

  结构性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全球化红利、资源红利、和人口红利开始出现程度不同的单边衰竭趋势时，中国现有产业结构和制度安排下的外需主导增长方式是否会面临巨大的阻力？而跳跃客观的发展阶段和无视禀赋约束下的比较优势原理来推进企业自律地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是否能如愿以偿？周期性矛盾集中体现在实体经济部门企业利润下滑，融资困难，投资意愿不足；而在虚拟经济部门却出现流动性泛滥，价格扭曲，投机行为加剧的现象。虽然这里提到的流动性泛滥是前期泡沫经济膨胀和事后政府大规模救市所产生的后遗症，但是，脱离经济基本面支撑却被大量“激活”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今天一起绕开了正不断“去库存”和“去杠杆化”的实体经济，而奔向稀缺的全球资源市场，或去波动的国际金融市场与脆弱的新兴市场寻求短期套利机会，这给各国生产部门的复苏造成了成本上升和销售环境恶化的不良后果，尤其作为世界制造大国的中国，更出现了让宏观调控政策左右为难的“钱流”和“钱荒”并存的状况。

  由于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各国消费、投资、贸易和政府支出之间的“相互平衡机制”被打破，各国政府都采取了程度不同的救市干预政策，但很多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的货币救市政策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拥有货币主导权的发达国家。而欧美发达国家更是利用在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舞台中的“话语权”，一味强化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和国外利己性的市场开放要求，这种只站在本国利益至上的立场上所推进的缺乏“共赢”的国际政策协调方式，增添了世界经济利益不断分化的复杂性，特别给中国带来了不可低估的挑战。最突出的，莫过于来自大宗商品市场的输入型通胀与通缩压力，以及海外游资短进短出所产生的外汇占款大幅波动，进而导致既要保持币值和价格稳定又要确保经济增长和就业目标的我国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措施的效果大打折扣。

  这样看来，上海提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就是主动应对外部严峻的挑战、改变内在增长方式的具体表现。未来上海金融的发展，理该为中国经济转型(即降低对外依存度)和产业链定位的优化(增加靠要素回报创造财富的软实力)做出应有的贡献。

  具体而言，首先是发挥上海金融人才和专业技术的比较优势，大力培育像美国硅谷那样的“企业家金融”的发展模式，以企业的实际利润作为金融服务的收益来源，而不是以基于企业利润潜在增长预期所推动的市场资本利得来牟利，这才能真正达到扶持“人才主导”的创新型小微企业的成长，实现中国产业的升级目标；其次，尽力为汇集在上海的金融家创造良好的金融服务环境，努力塑造像中韩银行业那样的“供应链金融”和像德国银行业那样的“关系型金融”的商业运作模式，解决中国民资的投资渠道和大量中小型民间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从而有利于消解体系外的金融泡沫，促进产业资本回到实体经济的舞台。其三，充分利用上海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集聚一身的突出优势，在确保优质企业团队稳定主板市场价值以及完善和规范各种激励与风险防范的制度基础上，营造专业化机构为民理财、协调和造福的现代“消费者金融”模式，设法让日益增长的财富效应推动中国内地市场的消费水平健康成长。其四，掌握“先行先试”的主动权，利用上述“企业家金融”平台、“关系型金融”环境和“消费者金融”模式所提出的多元化市场和金融服务的高要求，全力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打造国家金融安全所需要的以人民币国际化为目标的“全球化金融”模式。最后，在上海所提供的得天独厚的“企业家金融”平台和“消费者金融”的市场环境以及“全球化金融”的运作体系中，致力探索管理外汇储备和社保资金等公共财富管理所形成的“政府金融”运营模式，以分担社会大众的后顾之忧，从而确保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发展势头。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