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凤杰

  新一轮政府支出大潮呼之欲出。这回主角是地方政府。宁波、南京、长沙等地先后出台了规模较大的刺激政策。不仅如此，还有人在理论上为新一轮政府支出提供依据称：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就是当失业率高的时候政府用积极财政政策挖洞补洞创造就业。这固然创造短期就业，可会增加政府债务，将来政府要靠增加税收来偿还现在的债务。而只要不是挖洞补洞，而是消除一国增长瓶颈的有效投资，不仅短期创造就业和需求，从长期看，生产率跟增长率都会提高，这被称之为“超越凯恩斯主义”。

  其实，政府支出的目标从来都指向有效投资，至少主观上希望投资是有效而不是浪费的，可最终仍很难尽如人意，难点在哪里？笔者认为，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相对于市场化的私人部门分散决策，政府支出极易造成效率损失。传统上，支持政府支出的隐含假设是政府比市场更聪明，分析处理信息的能力更强，更知道市场所需。但即便如此，仍有几个硬伤制约政府支出作用的发挥。政府支出需要把资源从私人部门转换到公共部门，这需要付出成本；政府支出可能会向某类经济活动偏移，从而抑制其他经济活动，也降低了经济整体生产效率；公共部门提供的服务竞争性比私人部门更低。即使政府以同样的效率参与私人部门的活动，政府支出和税收引致的行为扭曲，仍会导致经济整体的效率损失。

  第二，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正日趋模糊，新的证据甚至支持两者负相关。一项针对多个国家的实证研究指出，政府的增长阻碍了经济的整体增长，政府支出或税收增加导致就业增长率持久性下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全球人均收入平均增长了5%，各国普遍改变了政策——减税、放松管制、出售国有资产及鼓励创业。政府规模减小的国家如美国、新西兰、瑞典、丹麦，都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在欧盟24个国家中，只有瑞典、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的政府规模在缩小。但事实却显示，公共开支越高，经济增长率越低。更低的增长、更庞大的财政支出的政策没有妥善解决增长问题，反而触发了影响全球的债务危机。在中国，鉴于人均资本水平只有美国的8%，投资空间巨大，但政府支出仍然面临投资效率下降的风险，4万亿投资之后，短期内经济出现了V型反转，但从2009年四季度至今，GDP增速已连续十个季度下滑（期间只有一个季度出现0.2个百分点的小反弹）。

  第三，中国的实践表明，政府支出倒逼信贷不均衡投放，导致经济结构难题愈发难以解决。在中国的信贷资金领域，由于信贷权分布不均，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企业的信贷可获得性差异巨大，政府支出在信贷配置上具有极强的“挤出效应”。政府支出是撬动银行杠杆能力最强的形式，这是因为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以及中央政府下属部门拥有“地根”——低成本地把集体所有土地征为国有，进入成熟的国有市场，并以此为抵押，向银行贷出更多的货币，这是过去十年中投资依赖加剧、货币超额投放的根本逻辑。此外，以政府信誉为或明或暗担保的项目还拥有以极低的资本金，撬动大量信贷的能力。今年上半年新增信贷4.86万亿元，同比多增6833亿元，社会融资规模7.78万亿元，同比多增135亿元，怎么看，都是较为宽松的货币条件，但大部分企业仍觉得资金面“偏紧”，即是信贷资金“挤出效应”的明证。

  第四，政府支出极易引起宏观调控与产业政策混为一谈。宏观调控目标是调节经济总量，不能等同于产业政策（如刺激粮食生产、低收入者的住房保障、钢铁、房地产等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等）。但在政府支出的大旗下，无不指望宏观政策解决一些积重难返的结构性矛盾，而忽视了这些问题必须要依靠长期不懈的结构改革才可以实现。尤其是在新兴产业领域，计算机技术、互联网、生物科技均发端于美国，但绝非是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政府重点规划、引导的结果，那时这些产业甚至都远不具备产业的雏形，它们的横空出世，是市场自发选择和培育的结果，政府只是在规则、程序上给予了公正、平等待遇。

  分析政府支出的这些理论和现实问题，可知见效快的未必是好的。在供给端降低交易费用和生产成本，让企业拥有更宽松的环境，更高效的生产方式，见效虽慢，却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让人欣慰的是，从供给端入手的举措已开始实施，作为结构性减税举措的“营改增”试点范围在逐步扩大，但需注意防止税收“有增有减”造成“增税”而非“减税”的总体效果。此外，压缩政府支出的规模，更多依靠市场化的、间接的政策手段理应成为未来的方向，这是尊重企业、家庭作为基本经济单元的经济自由，通过制度、规则来影响资金成本、运行环境和未来预期，从而诱发各经济部门自发地调整其经济行为。这样，才能有效清算过去几年内积累的低效率、重复性、浪费性投资，让资源自发地从产能过剩行业向供给不足的行业移动，内生地优化产业结构，进而启动长期增长的马达。

  （作者系国信证券发展研究总部研究员，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