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立

  把奥运会与经济问题相联系是眼下流行的做法，只是没有科学理论能从逻辑上证明两者之间的必然性，即便最近网上流行的高盛公司和两位美国经济学家的奥运金牌数预测模型都把经济因素放在重要位置，但这些方法看上去也更像是回归检验，算不得严格的理论。不过，仅从现象看，两者关联性还真挺强，比如（夏季）奥运金牌总数和奖牌总数与一国经济景气程度或者状态的确有很大关联度，尤其从1988年首尔奥运会以来。

  就算赶个时髦吧，我也来点奥运因素与经济因素的相关性分析，就说说伦敦奥运会争议最大的裁判执法问题和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规则之间的一些联想吧。从第一天的游泳、举重开始，世人就已隐约感觉到了某种“不祥”之兆。先是韩国朴泰桓因起跳时一个微小晃动而被取消比赛资格（后经申述改判），接着就是一批举重运动员莫名其妙地判罚“试举失败”，连央视特约评论员、前奥运会冠军张国政都连道奇怪：“没毛病啊，怎么判失败了呢？”。

  但这还只是开始，更大规模的所谓“严格执法”接踵而来：乒乓球运动员丁宁在发球这项最基本的专业技术上被连续判罚违例，致使女单决赛顿失声色；羽毛球队为保存实力未尽全力，多国运动员因此被判消极比赛并取消资格；自行车到手的冠军硬生生地被判违例；体操吊环完美表现，却被落地不稳者直接抢走冠军。当然，类似的争议判罚不只发生在中国运动员身上，但其中的一些现象确实很值得深思。

  最突出的现象之一，是欧美运动员在争议判罚中获益较多，比如韩国队丢掉的击剑金牌、中国女子自行车被判掉的金牌，都归了德国人，而主持判罚的也往往都是欧洲人。这究竟是巧合呢，还是有意？有人说是有意，因为欧洲正在经历主权债务危机，深陷危机的欧洲人变得异常敏感，体育比赛的成绩似乎就成了精神上的救命稻草。别说我太过主观，刚刚结束的欧洲杯上就流行着这么个段子：当希腊队遇上德国队时，希腊人说：你要敢赢我，我就不还钱；而德国人则说：你要是敢赢我，我就不管你了。尽管这只是个笑话，但历来以“绅士风度”著称的欧洲人此时的纠结心态，恰恰说明其急于走出困境的迫切心境。

  但要想在体育比赛中寻回信心，没有水平和能力保障是不可能的，就算能力到了，还要看场上的运气因素。于是我们看到了有人动了两根脑筋来实现目标：一是修改规则，比如射击、羽毛球就率先行动；可改规则是件大事，岂能说变就变，这就有了第二种方法：“从严执法”。其实这也是经济周期常常出现的做法，每遇经济都不景气，经济发达国家就总千方百计从经济规则下手拯救本国经济（或使本国的损失降至最低），而手段也两种：能改的尽量向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改；实在改不了的就以自己认定的标准“从严”。严到什么程度，随他们说了算。就像这次奥运会，中国女子自行车队被判犯规，可连回放录像都看不清楚就“严判”了；而英国自行车队赛后自己都承认为获得重新出发的有利机会而假摔，可裁判却说这是利用规则。谁又能保证这不是今后一个时期欧美经济强国在为自身经济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情况下的一种选择呢？

  其实，经济动荡时，尤其是出现危机时，从规则入手另辟蹊径并非不可取，回顾历史上几次大的经济危机，都经历了经济规则的改变，而这些改变有的也确实在后来的经济复苏中发挥了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实现途径并不都是正大光明的，有的实际上是以损害别国利益为前提的。比如双边贸易争端的裁决机制，更多时候是对少数发达国家有利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规则的修改和重订完全没有从市场激励的大原则出发，结果往往逼出了负的激励机制。

  就像这次伦敦奥运会的羽毛球规则修正一样，主办方希望能给水平相对较低的运动员以更多出场机会（实际上是增加比赛场数从而增加收入），但这却产生了消极比赛的激励机制，很多运动员在确保小组出线的情况下都会选择故意输球，原因是你赢了就会早早与本国选手火拼，让别人坐收渔翁之利，谁愿干这傻事？不要动不动就拿起道德的大棒，先问问当初制定那种规则难道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吗？

  类似问题发生在经济上后果更严重。既然大规则是市场经济，因此我们的行为就必然受市场机制的左右，当市场上某种机制在激励着某种行为选择时，行为人是不会考虑行为本身给经济社会整体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否则，经济理论的最根本基础（经济活动的参与者都是经济人）就不复存在了。贸易保护主义激励对世界经济效率的破坏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当然，我们不能把奥运会上发生的事一一对应到经济问题中来，也不能证明两者关系的必然性。但作为一种全新角度的提醒还是很有必要的。在大家都希望找到走出困境新思路时，恐怕比证明奥运会与经济问题相关科学性更难的是，谁能证明世界经济规则不会发生类似的变化？（作者系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