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托德·布赫霍尔茨的《经济学大师们》
⊙禾 刀
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梅纳德·凯恩斯……虽然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虽然并不久远,但辈出的大师灿若星辰。
伟大经济学家的成长历程清晰地呈现出的事实是:许多时候,他们只是仅仅出于对某些现象的思考,或者缘于生活中的某些偶然,或者因为极力反对某些观点,这才逼迫或者说是激励他们更加勤奋地思索。想一想,如果没有那次远行,没有遇到伏尔泰、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令人激动的人物”,没有读到重农主义者“漏洞百出”的《经济表》,亚当·斯密能否写得出《国富论》,或成疑问。
如果再深入这些大师们的生活又不难发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一生似乎与“论战”相伴。成就马尔萨斯名声的《人口原理》,当初居然被李嘉图讥为“几乎没有哪一页”找不到“某些谬误”。而李嘉图研究时选择的那些特定的假设或事例,在凯恩斯和熊彼特眼中,“只是为了确保能够得到他想要的结果”,熊彼特甚至将其称为“李嘉图恶习”。虽然最终促使美国经济走出“大萧条”魔影的不凡成就奠定了凯恩斯在二十世纪中叶全球经济学界的至高地位,但凯恩斯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所享受到的推崇与遭遇到的“恶评”可能难分伯仲。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洋溢着如此浓郁的批判与反批判学术精神,在短暂的历程史上,经济学的步伐会如此铿锵和稳健。
西贤们的批判精神,让人不由得想起周遭令人汗颜的现实。国内曾有调查显示,79.6%的人觉得“部分专家缺乏社会责任感,为利益群体代言”;72.3%的人认为“大量‘伪专家’充斥专家队伍,素质良莠不齐”。与“砖家”泛滥现象“相映生辉”的是,一些专家学者丢弃了学术原则,当起了利益的“吹鼓手”。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曾直言不讳,房地产界“豢养”了一批“御用文人”,或通过“重金”让一些专家和媒体为其制造舆论。看似热火朝天的言语缠斗,真正基于学术原则的争论只剩皮毛,满眼呈现的只有横流的物欲。
追寻这些杰出学人的奋斗足迹,往往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经历或正在经历的历史投影。亚当·斯密认为“政府不应该限制自利的人,因为自私自利是一种丰富的自然资源”。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何不是向公众个人需求敞开市场的大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一开始虽然有些蹩脚,但其问题指向让人切切实实感觉到人口对于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力。在这方面,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该有怎样的历史贡献?提起凯恩斯,我们大多数人无法忘记一轮轮政府投资掀起的经济发展狂澜,尽管这种发展模式,往往难脱因为投资的周期性削减,至而出现周期性阵痛的窠臼。
说起发展,我们一直喜欢提及的观点是,别人用了数百年,而我们只用了若干年,便实现了赶超、弯道超越等等。单从时间上比较,这样的“优势”确实令人振奋。但如果想想我们是站在别人摸索发展形成经验的肩膀上,我们非但不应沉湎于这样的自豪,反倒应多加思索,我们是否曾经或正在努力避免前人曾经走过的那些弯路?就算我们暂时无法引领发展潮流,尚无能力缔造新时代的经济哲学,也该当最好的学生,努力避开经济发展中那些被实践验证的“险滩暗礁”。
当然,也别以为经济学家在市场上就一定会如鱼得水,像李嘉图这样一边当经济学家,一边当老板的“文武双全”者,仅是个例。上世纪20年代,在那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中,凯恩斯一度货币买卖和股票投资收益颇丰,然而,随着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凯恩斯的股票并未摆脱损失惨重的命运。也许这就是经济学家异于常人之处,关键时刻,凯恩斯迅速回归冷静,悬崖勒马,坚决退出了股票投机行列。其实,类似经济学家翻船的故事并不鲜见,理论与实践毕竟有太多距离,更何况“家底尚薄”的经济学,至今还无法对变化无常的各类市场问题给出圆满的解答。
笔者以为,本书对日本经济的评判就是经济学理论失败的典型例子。作者将日本经济“失落的十年”归咎于“临时性政策遭遇的失败”,认为当时日本试图用暂时性的减税方案来刺激消费者购买,“反而惹恼了政策的受众”,结果公众非但没有积极消费,而是把钱存进了银行。真相果真如此吗?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不足三年,美元相对日元贬值了50%,而在此之前,日本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自此,日本经济跌入十多年的低迷期,至今难见起色。颇具意味的是,身为“受人称赞”的经济学家,曾任白宫经济政策主任的托德,对此只字不提,反倒将问题归咎于日本经济政策的“内乱”。
这也难怪,经济学的未知世界还太多,何况学者们在解答问题的过程中还要不断面对不时冒出来的新问题。所以,若要问到底是什么造就了经济学大师?像变化无常的市场经济一样,不可能有模板化的精确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真正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大家不可能出现在靠“骂战”博人眼球的“砖家”群体中,更不可能出现在那些为掩盖真相而不惜把玩机巧转移公众视线的所谓名流中。中国要能产生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大家,首先得营造一种勇于坚守学术原则、不被时潮所裹挟、敢于追求真理的浓郁学术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