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回归价值：中国问题、制度与区域综合价值发展模式》

  ⊙潘启雯

  30多年来，以“进步”为名的发展机器始终是个难以阻挡的庞然大物，很多人都看到了其不可逆转的前进步伐，但也有人——例如中央财经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高炽海就怀疑“忽略区域”的平衡发展之后它的最终方向，并看到千千万万人因为不经意间衣服下摆被这部机器的齿轮钩住而“被发展”了。

  高炽海长期跟踪研究区域发展战略、空间战略及其构建，曾主持过许多区域的总体发展战略规划制定，如皖江承接产业转移国家示范区江南新区总体战略规划、四川省武胜县总体发展战略规划、武当山太极湖生态旅游区区域发展战略与模式研究等。他的新著《回归价值——中国问题、制度与区域综合价值发展模式》，

  虽然是从“地方”视角观察和探讨中国的现实问题，但其从“发展”、“财富”、“价值”、“模式”、“房产”、“增长”、“土地”、“制度”、“改革”、“方法”等多个与民生问题相关的热门话题切入，不仅全面系统，且颇有新意和深度。因为作者深知，“中国所有地方的发展已经同质化，可以归结为‘投资——增长模式’，即政府主导、GDP导向、工业思维、土地财政。这是现实，困顿且不正常。”也许由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前行的脚步太过匆忙，以至于我们无暇回望。但无论如何，有意或无意的躲闪及回避，肯定不是一种正确的选择。毕竟，我们没有漠视现实的权力。

  中国区域经济的崛起，几乎没有充足的理论、制度与技术进步等前提性准备，其制胜法宝仅仅是无畏的勇气。这决定了崛起首先是以“破坏性力量的灰色姿态”开局。以土地财政为例，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多数观点（尤其是社会舆论）认为“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是土地财政的获益者”。高炽海研究得出的结论却与这样的观点相左——“土地财政没有赢家”。照他的分析，社会因高企的房价付出了高昂的长期财务成本，承担了土地引致的国家风险，承担了财富随时失去的危险，是最大的失败者；地方政府陷入了土地依赖和财务陷阱，这是在政府经营城市与买卖土地的角色错位下的必然的结果，并非赢家。某些官员因贪腐、因政绩而短期获利，某些开发商因土地财政留出的权钱交易空间而短期获利，但从长期来看，又何尝不都是“失败者”呢？

  高炽海毫不避讳地指出：“分税制与中国现行土地制度的结合是土地财政形成的制度性原因。”众所周知，分税制使得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使地方政府形成了广开财路、减少公共服务、依赖转移支付等行为模式。而现行的土地制度创造了巨大的政府权力空间，地方政府成为土地利益的代言人和享有者，以交换税收关系的逆转。为土地财政成型而服务的土地交易卖方垄断管制体系、“地方投融资平台+土地收益权质押+政府财政担保”这一组织形式、“经营城市”的观念和理论准备，在过去10多年中逐渐成型，一些地方政府彻底沦为“做买卖”的公司：公共职能和经营职能集于一身，裁判员兼运动员，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角色错位，职能扭曲”。

  这或者可以很好地说明，包括“分税制”和“中国现行土地制度”在内的任何制度都是博弈的结果，是博弈的参加者们选择的结果，是折中的、调和的产物，因此，评价任何经济或者社会政治制度并不存在着先验的、普遍的标准，因此不能单纯地用好或者坏来判断，而只能说这些制度合适或不合适。由此，制度的不断革新和完善显得尤为可贵。

  “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也是高炽海重点着墨探讨的核心话题。然而，他认为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和转型，实质都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产权制度问题——当可以“压榨”要素时，就无需再向技术或管理要效益。中国的人力资本产权和资本产权都存在缺陷，而土地产权存在严重问题。因此，“制度变革是根本”，人的所有行为都有特定的制度背景。涉及区域发展的制度变革，不是要不要分税制的问题，而是涉及整体财税结构；也不是“土地私有化”这么简单，而是如何以一个制度系统，形成农民、市民、政府三个主体利益共容，农业、工业、服务业三类产业利益共容，城市、近郊、乡村三类区域利益共容，当代与后代两种代际利益共容。对此，作者的态度并不悲观，因为“我们存在帕累托改进的可能性和机会，虽然时间窗口也许并不长”。

  区域发展失衡和民众利益往往得不到真正的保障，是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大“软肋”。为解决区域发展为了谁、为了什么这两大问题，《回归价值》在深究了发展、目的、自由、效率、公平，以及GDP究竟应该指向什么的问题之后，提出了一个值得称道的理论建构，即“区域综合价值发展模式”。其核心发展框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区域发展观念上，建立以系统平衡替代物质至上、以长远替代短视、以总体利益共容替代局部利益倾斜的发展观和价值观，在发展的过程中追求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相统一的综合价值；在发展结果上追求总体财富，属于区域所有民众和代际的，以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生态资本为形式的总体财富；发展主体目的是为了在这个区域内工作、生活的所有人，不设置制度性的本、外地以及阶层歧视。第二，在区域发展源泉上，关注要素禀赋和交易两个基本源泉，区域发展主体的一切行为，政策、规划、产业、经营、开发，如果建立在促进要素禀赋的发现和价值转化、要素的提升、交易的深化上，就能实现区域发展；反之，也许会有增长、有GDP数字的变化，但不会有发展，因为其背离了发展的目的和内涵。

  高炽海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回归价值，但不是重复过往”、以不厌其烦的方式凸显“制度革新”的极端重要性，但“区域综合价值发展模式”并不等同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包容性增长理论”、“循环经济理论”、“新型工业化理论”，也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当代经济学在“区域”概念上的简单嫁接，其提出的整体理性，实际意味着“以价值、要素、交易、市场、产权为关键词，重新认识区域发展的源泉和手段，将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统一起来，互为目的，互为手段，广域地看待要素禀赋并以此作为区域产业构建和产品化的导向，提升要素能级和结构，改变区域价值能级，以市场为主体，政府回归公共服务，并巧妙地将‘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包容性增长’等技术视角寓于区域价值视角之中。”

  高炽海的系列分析和建议，特别是“区域综合价值发展模式”思路，让人隐约感觉到中国整体和局部经济环境既有不可预知的一面，又有前景广大的一面。但我们不能总是“摸着石头过河”，在认准了方法和方向的基础上，中国各个区域的社会和制度改革，如能从细节和区域发展模式中获得制度性改革的试点突破，最终便能实现经济与社会均衡、持续和综合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