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飞雪

  解读历史真相有多种方略，李鸿谷的这本《国家的中国开始：一场革命》证明，借鉴新闻学的方法，也不失为研究历史之三十六计之上计。

  李鸿谷有二十五年的新闻从业经历，这对他后来的历史研究是一笔巨大财富，他认为，所谓的深度新闻报道，其方法大可借用于历史研究。他说：“历史现场有着各种驳杂的信息，后世研究者与读史者的基本功，则是返回历史现场，寻找、发现并再现其复杂或矛盾的各种事实。所谓史实重建，其理路亦在此。但是，重建历史现场的努力，其目标仅仅是还原现场，则远远不够。由现场入手，读史而知史，功用在于能否从现场里寻觅关键证据——促成辛亥革命成功的核心要素，由核心要素而深入，则能建立历史逻辑的框架，并据此提供历史解释。”他还提出：“按新闻的方法论，理解并解释任何事件或事实，需要在三个维度里予以考察：冲突、人物与舞台。”那么，他在本书中究竟是如何重返辛亥革命现场、解释辛亥革命演变的呢？他有哪些历史性洞见？

  历史的主体是人，所有人关系的总和与物理条件构成舞台，所有人有目的的活动及其力量的涌动与冲突构成剧情，而只有在冲突事件中发挥巨大主导性作用的人才能算得上历史人物。作者指出，在辛亥革命现场，有三重力量的竞争与合作：孙中山及其革命党，士绅集团的立宪派，袁世凯与军人集团。孙中山的过人之处，在于发现联合会党与华侨的策略所在，即华侨出钱，会党出力，合作革命以推翻清廷。这当然与我们后来印象里的“革命军队”不同，它更类似于西方公司治理的安排。至于“三民主义”的发扬光大，则有待于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康有为的超越传统之处，在于他利用当时最先进的传播手段，即书籍以及报刊。袁世凯更厉害，他以现代化方式训练军队。任何军事的技术性变革，实则为政治性行为，其深刻性，尤其是力量结构，虽则未必广为人知察，其对历史的推动性作用，却是长久。

  以上三种力量代表了中国当时的先进文化和先进科技，既然有先进，当然难免也有落后，所以本书专辟一章来讲代表落后文化、落后力量的主要人物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把持最高权力达四十八年，有清一代，除了康熙（六十一年）与乾隆（六十年）两帝，唯她握权时间最长。除了权力，慈禧眼中并无国家，更无世界，她就是马嘎尔尼所说的清朝“才不敷用的掌舵人”。当然，慈禧是延缓了还是加速了清朝的倾覆，不同的人难免有不同的看法和判断，但有一点完全可以肯定，慈禧太后在权力舞台的成功表演，就是中国的失败根因。近年来，有些喜好标新立异的研究者以貌似客观公正的姿态为慈禧太后辩解，其实既不客观，更不公正。慈禧太后既非治平人物，更无把国家导向现代化的意愿。要她像明治天皇那样推动国家转型，把国家导向现代化，她是做不来的。

  历史之变迁，有明流与潜流，康有为、梁启超一路不仅是明流，而且是聚焦灯下的明星。那么在中国近代史的激荡大浪中，潜流又是指什么呢？本书记录了许多洋人的作为和影响。历史的演变有其连续性，百日维新失败后，慈禧太后欲废光绪，擅立溥俊为大阿哥，于是溥俊之父载漪便在家中摆下茶点，等候列强公使前来道贺。等了三天，不见一个洋人来贺，自是载漪之痛恨外人，几成不共戴天之势，他也因之成为庚子国难的重要推手。洋人的不作为竟也产生了巨大反弹。武昌首义，袁世凯复出，更见洋人的作用之大，当时各国驻京公使一致推举袁，并且要求清廷：不是任他为一个寻常的高级官吏，而是作为朝廷的顾问兼皇权执行者。中国近代史，往往是外交与内政一体两面、互为因果，1903年4月俄国公然强占我东北领土，留日中国学生纷纷聚会，强烈要求拒俄，拒俄学生还组织了一个130人的学生军，自愿回国充当驱俄先锋，结果大失所望。因为清廷驻日公使蔡钧致两江总督端方的电文称，东京留学生“名为拒俄，实为革命”。清廷随后又发出密件，要求各地方各军区对学生军严防死守，严惩不贷。如此荒谬，老奸巨猾冷血复杂的清廷保守派自有他们的政治逻辑。

  辛亥革命之有伟大意义，不在于它发生于辛亥年，而在于是一场革命。那么，何谓革命？“孙中山 现代中国的革命循环”一章说，1919年7月，孙中山指定胡汉民创办一份杂志，胡原欲将杂志命名为《改造》，未获孙同意。中山先生说：“建设为革命之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杂志遂定名为《建设》。革命的目的是建设。但非常不幸的是，民国的逻辑是“军事即政治”。在相当长时期内，“革命的目的是建设”的道理并不为许多人所理解所认同。今天身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回望百年前的那场革命，当从激荡的涛声中，听懂那最有价值的金石之音，真正明了中山先生领导这场革命的目的和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