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宪容

  无论是汇丰8月份PMI（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还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PMI，其终值都会让人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担心。PMI数据恶化反映中国经济至今没有找到新的增长动力。因此，不少市场分析人士推断，当前可能是政府新政策出台的节点。不过，在笔者看来，当下国内经济政策变动的概率不会太高，新的政策出台估计要到明年新一届政府上任之后了。

  这么判断，是有历史依据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周期性已成了一种规律。由于对现实的经济把握与定位、专业水平、个人阅历及认知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使得不同的领导人处事的风格与关注经济问题重点都会有很大差别，从而推出的经济政策有很大灵活性。正因为这样，在上一任与下一任的工作交接期，经济政策的变化更多表现为以静制动。这样，上一届政府就能为下一届政府留下更为灵活的调整或改革的空间。

  同时，在这个经济政策稳定期，往往也是对以往经济政策一个认真反思期。这种反思既要看到上一任成绩，更要看到以往的经验有哪些值得认真总结和思考的东西。比如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认识，当前整体的经济增长下行意味着什么？这样的追问，既含有一个与什么比较的问题，也隐含着早两年的经济增长态势可否持续的问题。

  对于前者，如果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下行主要是与2009年至2011年这种以信贷快速扩张来拉动的“房地产化”为主导的经济增长，那么当前的“去房地产化”导致经济增长下行也是一种必然。而经济的“去房地产化”自然会导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及国内产业结构出现重大调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那么当前的经济增长下行并非有多大问题，短期的困难或为中长期的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奠定基础。如果从横向看或国际比较这样的角度来思考与判断，则毫无疑问中国经济仍然处于潜在的快速增长期。很显然，以“房地产化”为主导的经济是不可持续的，这已成为决策层的基本共识，只不过对于“去房地产化”的方式上还有些分歧。但这种分歧很快就会让人们从现实经济生活中理出一条更适合中国的政策思路。

  从未来经济发展的大思路上来看，同样有很多值得反思的问题。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以求重塑经济增长模式，但是，在当今的环境下，经济政策根本就起不了作用。这就逼迫我们不得不再进一步反思，当前的经济问题究竟是政策问题还是经济本身的问题？如果是经济本身的问题，或是长期的经济问题，那么短期政策调整岂能有效？

  比如说，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下行，既有国内“去房地产化”所导致的结果，也有外需快速萎缩的原因。也就是说，美国金融危机对出口为导向的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外需的快速萎缩成了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重要原因所在。今年上半年国内GDP增速下降到了7.8%，其主要原因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广东、浙江、上海及北京四个省市经济快速下行所致。当然，不否认也与房地产泡沫一定程度的挤出有关。而在外需短时期内（至少五至七年）难以恢复的情况下，我们无法通过短期政策的调整来刺激出口，增加外需。这自然要把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放在扩大内需上。

  扩大内需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问题所在。美国3亿多人口，年消费达11万亿美元，而中国13亿人口，年消费4万亿美元。中国人均消费不足美国十五分之一。也就是说，假如中国内需增长到美国人均水平的十分之一，那中国GDP总量就将上升至80万亿元以上，潜力巨大。还有，中国不仅居民消费能力低，而且存在严重的如城乡之间、中小城市与大城市之间、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巨大的不平衡。因此，对于欧美疲弱的需求来说，中国潜在需求是巨大的，问题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激发出来。国内居民的潜在消费力并非是可用短期的经济政策变化可激发出来的，只能通过重大制度改革来实现。比如土地制度、户口制度、劳动收入分配制度、教育制度、政府职能重新调整等重大制度改革才能激发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基于对经济政策的反思，当前政府在保持宏观调整政策基调的同时侧重点也在不断变化。财政政策已经转向为以依法收税及不收过头税为基调，而不是加大刺激政策的力度；而货币政策调控工具则把重点放在密集地使用逆回购操作上，至少使用动用以往频率甚高的下降准备金率及减息的工具会比以前更为慎重。这些变化迹象都表明，在政策调整的过渡期，确保经济政策减少变化或经济政策的基本稳定，应该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