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骆驼”精神

  在明初体制嬗变下的勃发

  ⊙天 龙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明清时期，抱团成帮。徽商兴起，通常认为与地理环境有关。徽州粮食产量少，但特产丰富，陆路交通困难，水路交通相对方便，于是徽人将境内丰富的土特产运出销售，再将本地所需产品从外输进。徽商兴盛的势头，犹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其足迹踏遍全国，不但京城、省会及大小城镇皆为徽商活跃之处，连穷乡僻壤、深山老林、沙漠海岛等人迹罕至之处也不乏徽商身影。徽商的商业资本发展犹如滚雪球一般快速壮大，拥资百万乃至千万的大富商屡屡可见。一个徽商发财后，总有一批人在其卵翼下发展成新富商。因此，徽州富商愈来愈多，资金总量越来越大，各种渠道流入的资金使得整个徽州“富甲天下”。

  但是且慢，上述分析虽不无道理，却未免失之一隅。近读汪崇筼先生所著《徽商密码》，顿有耳目一新之感。在中国版图上，地理环境类似徽州的区域，并不鲜见，为何独独徽州商人雄起？其中必定有特定原因。《徽商密码》在历史的雪泥鸿爪中慢慢探寻，从感性、微观的细节展开，以碎片式的笔墨，凸现出缔造徽商神话的两个密码：明初的体制嬗变以及徽人的“徽骆驼”精神。

  徽商发达自盐业始。盐业自古实行官府专卖，即通过垄断盐业经营来牟取暴利。最早将盐业国有化的记载是在齐桓公时期，管仲上台后颁布食盐专营法令，将盐业的经营权收归国有，齐国国库很快丰盈，管仲也因此被称为盐业祖师爷。但是官府往往不善于做生意，齐国垄断盐业的后果是食盐价格不断攀高，老百姓日常生活大受影响。后来专营制度渐被废除，但食盐官营并未被彻底放弃。汉武帝时期战事频繁，朝廷财政吃紧，于是又将食盐官营的法宝祭出。后来的当权者变得聪明了些，发现还不如将这些脏活累活交给商人去干，由官府抽税，这就是明初朱元璋实行的“开中制”，也就是盐业经营体制由国家专卖制转化为国家垄断下的合法商人经营制。在这种制度下，盐商要从食盐生产地买盐必须取得“盐引”，即贩卖食盐的凭证。商人要取得盐引，须用向边疆地区输送军需，往边防线上送多少粮食，才能获得相应比例的盐引，然后凭此贩卖一定数量的食盐。这种官商合营的食盐运营体制，促进了一批商人的发达，其中最有竞争力就是徽商。

  不过体制嬗变只能算徽商发达的外因，因为“开中制”面向全国实施，徽商之所以一枝独秀，归根结底，和徽州人自身拥有的拼搏进取、忍辱负重、百折不挠、吃苦耐劳的“徽骆驼”精神关联甚大。“徽骆驼”精神作为内因，在《徽商密码》里多有体现——所谓抢抓机遇，背水一战，义无反顾，走出大山，方得徽商的数百年风流，闯出了一种“无徽不成商”、 “无徽不成镇”的境界。

  《徽商密码》叙写的“徽骆驼”精神，其实我们可以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理解，即徽商注重于对人格、人性的熏陶。

  首先是以德治商，讲求信誉，善于开拓名牌产品。徽商本质上是儒商，其经营策略可用四个字概括：“以德治商”，对此徽商有自觉和内在的理解和把握。徽商有很好的品牌意识，非常注重无形资产的建立，涌现出一批“老字号”。徽商具有商业上的远见，并不惑于眼前小利。他们认为，商家与顾客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的，将商誉视作商品价值的一部分，认为树立起良好的商业信誉，并以此获得顾客的充分信赖才是商业兴旺发达的保证。 “一切治生家智巧机利悉屏不用，惟以至诚待人”（《五杂俎》卷4）。

  二是重视教育，笃信“富而教不可缓”。徽商教育是一种良性循环的教育，自古以来形成的重视教育的风气，不仅造就了一大批缙绅官僚，也为徽商造就了大量具有相当文化基础的商业人才，从而提高了徽商集团的文化品位和徽州人的整体素质，而有了一定文化品位的徽商集团，又更自觉地去重视教育，从而形成了徽州教育的良性循环。徽州人文化底蕴深厚，“富而教不可缓”是徽商笃信的信条，正是如此才“代不乏人”，使徽商几百年不衰，造就了一代徽商帝国。由于徽商“谙于盐法，利弊周知”（嘉庆《两淮盐法志》卷44《人物》），能冷静分析市场形势，分析自然和社会诸因素对供求关系的影响，从而在进退取舍之间不失时机地做出正确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