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徐平《苦涩的日本》

  ⊙潘启雯

  “一千个读者眼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在以日本为研究对象时，“一百个学者眼中就有一百个日本。”

  长期从事世界经济、日本经济以及现代化问题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政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辽宁大学副校长徐平与其他很多学者从“后发劣势”或“后发优势”切入的研究角度有所不同，他的新作《苦涩的日本——从“赶超”时代到“后赶超”时代》以日本从“赶超”向“后赶超”的转变为线索，在展阔的历史视阈与丰富的现实事例相互映照之中，自远及近地纵览日本经济“赶超”以及由“赶超”向“后赶超”转换的复杂的社会演化过程，并且发现在这一过程中衍生的问题，这为日本经济“逆转”提供了新的解释视角。

  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堪称一部复杂的“经济赶超史”，同时也是一部艰难的“经济转型史”。日本既有赶超的“成功”性，也有赶超的“脆弱”性；既有“成长的烦恼”，也有“富裕的苦涩”。从一定意义上说，日本就是“赶超”以及由“赶超”向“后赶超”转换的“试验场”。

  《苦涩的日本》的核心概念是“赶超”和“后赶超”。徐平将这两个概念作为核心概念的意义在于，只有把握了这两个核心概念，才能更好地理解日本经济发展的特征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诸多特点。然后，围绕这两个核心概念涉及的观察范围还有工业化以及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进而提出的展阔性概念是“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如果将两个核心概念和两个展阔性概念联系起来，便形成了“工业化——经济增长——赶超（增长）——后赶超（增长）”的分析思路。

  一个事实往往是另一个事实的结果。按徐平一贯坚持的观点：赶超性已成自近代以来日本经济发展经久不变的形态轮廓，但日本赶超经济的演化过程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点。为了准确把握日本赶超经济的演化过程，徐平的研究将“长时段”和“短时段”以及“分时段”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达到“既见森林，又见树木”的效果。在他看来，日本赶超经济的演化过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赶超试验期（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期）、泡沫试验期（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转型调整试验期（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第一个10年）。日本赶超经济在不同时期所表现的效果（绩效）各异：在赶超试验阶段“绩成显著”，在泡沫试验阶段“弊端显露”，在转型试验阶段“步履维艰”。因此，作者得出结论：有效的制度供给是日本赶超经济增长的关键，同样，制度供给的僵化，也是日本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所在。

  追溯起来，为赶超西方先发国家，日本经历了“制度确立——制度固化——制度疲劳——制度调整”的演化过程。在徐平看来，“政府主导”条件下高度管理化的赶超模式，是以内部的纵向高度整合为取向的，因而日本遇到的发展路障，就是赶超模式本身。尽管日本在工业化时代实现了对先发国家的追赶，却在从工业化向信息化的转换中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症”，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相对封闭环境下形成的“赶超模式”对网络化发展的不适应；相对内向状态下形成的“赶超模式”对全球化竞争的不适应；相对集中条件下形成的“赶超模式”对多样化诉求的不适应；相对自我意识下形成的“赶超模式”对国际协同发展的不适应。因此，在适应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日本发生了制度供给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市场体系调整的“三慢”现象，最终造成了经济持续性低迷的局面。

  由于丧失了调整的最佳时期，日本的关注点慢慢游离正确的发展轨道，进而形成了后来难以阻止的泡沫经济。当下的日本就如同一个“受困的巨人”被重重矛盾所缠绕，不得不向“后赶超”时代转型。由此，徐平毫不避讳地指出：“这一转型是艰难的，也是苦涩的，日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徐平之所以认定日本向“后赶超”时代的转型是“苦涩的”，主要基于他研究过程中形成的四个维度的深层次发现和认识：一是从纵向看，日本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状态与过去比较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二是从横向看，日本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状态与其他一些国家比较出现巨大落差；三是日本社会为改变这种状态所付出的努力与发展绩效比较造成的社会心态变化；四是日本整个社会受僵化体制和陈旧思维方式困扰所造成的发展活力缺失。相映成趣的是，这一研究结果恰好验证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的一个命题：“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也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早期在充分肯定政府作用的同时，也曾慨叹“政府可能会由于做得太少或做得太多而遭到失败”。

  按照徐平的推测，日本“赶超模式”的历史使命已完成，而在“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之间的游走中始终以一种极其微妙的关系状态步入“后赶超”时代。在“赶超”时代，各类矛盾被“赶超目标”以及经济高速增长所掩盖；实现“赶超”后，所有的矛盾都显露了出来。但是日本人已习惯于如今的生活状态并满足于安逸的生活，担心变革会影响自身的利益，所以并不愿意为变革付出成本，只是试图谋求“没有痛苦的改革”或有意识地逃避现实。

  对于不同的国家，“赶超”或“后赶超”的内涵大不同。对于原生自发实现赶超的英国，这只是个顺理成章的过程；但对日本，却意味着脱胎换骨的痛苦转换。尤其是“后赶超”时代更像是一场革命性的变迁，其中包含着痛苦的自我扬弃和自我改造。因此，实现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调节型”的转变，由“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的转变，由“外部依赖型”向“内需拉动型”的转变，由“社会封闭型”向“社会开放型”的转变，由“单向性思维”向“国际协调型”的转变……都是日本在“后赶超”时代需要完成的多重任务。

  以往的研究由于过于关注后发国家如何摆脱贫困的问题，于是把主要精力倾注于探讨“后发劣势”或“后发优势”，往往忽略了对“赶超”或“后赶超”问题，以至于当日本经济突然“逆转”时，世人还以为这“只不过是在经历一种暂时的周期性衰退”而已。对日本经济大起大落的现实，学术界表现出茫然和无奈，甚至有学者把日本现象称之为“世纪之谜”，并将其归咎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包括徐平在内的不少学者开始努力关注“赶超”和“后赶超”问题的研究和探讨，或许可以填补该研究领域的空白。而对于正处于从“赶超”时代到“后赶超”时代过程中的中国来说，日本恰好是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