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立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同以往，一是新一届领导集体刚刚到位，中国经济如何走向下一阶段改革，国内外高度关注；二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经济体除中国之外都有过短暂的复苏迹象，而中国的表现似乎有点不尽如人意。中国如何稳步实现复苏，至少摆脱欧美经济的影响，也是世人聚焦所在。因而，这次经济工作会议的导向格外引人注目。

  假如要评选本次经济工作会议的最关键词，我会把票投给“实在增长”。这个词汇没有在以前的政策表述中出现过，有其内涵，甚至相对于以往政策而言更具新意。

  “实在增长”首先是对过去“数量增长”的取代。一直以来，我们习惯于用产量、用GDP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但慢慢发现，这种衡量标准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发展高级阶段的自我评判。最早动摇这一体系的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概念的提出，所谓集约，实质就是提高效率，以更低投入换取产出；之后又有“绿色GDP”概念的提出，实质是关注外部性与数量并举的开端。而此次的“实在增长”则更进一步，其实质直指“价值”。

  所谓价值（其实是指市场价值），对于微观经济问题来说是较好把握的问题，可以抛开政治经济学对这一概念的争论，转而专注市场交易的价值，并以此来衡量微观个体经营的好坏。但把这个概念移植到宏观经济中来，就不大容易取得一致的意见了，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经济发展目的问题。有人说，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什么东西一人均就下来了。这么多人的衣食住行，没有数量保证光有价值如何体现经济发展对百姓的意义？关于这一点其实并不矛盾，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确要以解决吃饭、穿衣为最低目标的经济发展。但当我们需要吃得更好、穿得更好、住得更好、用得更好的时候，数量就无法满足社会的基本需求了。

  如今人们总说中国是国强民不富，这其实就已反映出我们正处于经济阶段转化的关键阶段。对于像中国这样经历过相当长计划经济实践的大国，国强实际是个数量积累的过程，可要实现民富，就非得追求价值增长不可。因此，实现从追求数量向追求价值的转变，是中国经济升级的必然阶段。

  二是计量问题，过去强调数量型经济时，不管是产量还是GDP，都有很具体的计量单位和计量手段，因而非常具有可操作性。回到微观经济这也不是问题，只需依市场交易价值为标准即可。可偏偏到了宏观经济中，这就成了问题，因为宏观经济（价值）是无法实现市场交易的，因而不存在交易价值，那如何衡量经济价值到底增长了没有呢？

  这的确是个不可解决的问题。但这是否意味着宏观经济追求价值增长就真的无所适从了呢？其实不然，我们老祖宗曾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先哲所言不是方法，而是逻辑。宏观经济追求价值增长也是一样，宏观经济体虽然不存在交易价值，但对于微观个体价值而言的逻辑对宏观经济同样适用。因此实现宏观经济价值增长并非无迹可寻。

  根据微观价值最根本的逻辑，形成价值的最基本变量有预期收益和相应风险两项。对于前者，翻译成宏观经济语言就是效率，效率越高，即有风险不变条件下的预期收益就越大，价值也就越大。因此，宏观经济追求价值的重要路径之一，便是效率的激励机制和政策指向。市场激励机制的建立需要依靠资本市场，因此，资本市场的改革，尤其是产权制度的改革，是实现价值增长的至关重要因素；而政策指向则应从市场激励机制不易触碰到的地方着眼。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明年主要经济任务，有两条与此紧密相关：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加快城镇化建设。说到底，这两项都是在提高效率上下功夫，只不过前一个显性，后一个隐性。

  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质，是优化自然资源配置，当然也包括人力资源，但与一般的集约经济理念不同，它强调的不是最小投入的产出量最大化，而是产出价值最大化，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要经历量的减少的冲击，这对于已习惯了追求数量的中国经济来说会有不小阻力。产业结构调整说了好多年，但始终不见具体步骤，希望这次能有实实在在的措施作为支撑。产业结构调整，其实不单是政策问题，市场激励更为重要，但这需要市场制度作为基础，中国的资本市场之所以始终不能在调结构问题上有所作为，关键就在于此。

  城镇化建设的实质，是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其价值更难体现，比如社会保障资源的优化、教育资源的优化，很难说其市场价值的基本构成，但从价值逻辑的角度看，这些资源的优化配置无疑是对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提升。因而，不能简单地站在城镇化本身看城镇化，而应从价值经济的高度来认识。

  总之，中国经济的真正转型已不再是粗放向集约的转化，而是以价值经济为根本出发点和逻辑框架的转变，是向经济发展更高阶段的转变。在这个进程中，“实在增长”就是“价值增长”，实在增长的内在逻辑，就是价值逻辑的根本内容。

  （作者系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