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经济真正的危险在于，因为现实太糟糕，一定程度上让市场放松了对未来更糟糕的警惕；市场将太多目光聚集于欧债危机自身的演化，多少忽视了欧洲实体经济的潜在恶化。而从具有国别广度、时间深度的基本面数据着手分析，欧洲经济短期和长期均风险林立、险象环生。

  程 实

  2012年，欧洲经济再现衰退。据IMF预测，欧元区和欧盟经济恐将收缩0.41%和0.21%，2009年以来首次负增长。但展望2013年，许多市场人士认为，欧洲最坏的时刻已过去，欧债危机在政策救赎下初露见底端倪。从逻辑上看，触底之后，反弹似乎势在必行。笔者以为，欧洲经济雨过天晴，更像是一种美丽的愿景。看好欧洲的两方面原因均值得质疑：一方面，欧债危机尚难说已见底，未来希腊违约、意大利大选等不确定事件依旧广泛存在，即便危机本身不再深度恶化，对实体经济的滞后影响还未全然显现，从市场层面向经济层面的影响扩散恰恰将在未来渐次实现。另一方面，逻辑上市场对欧洲也存在三重误解：一是触底之后未必会有反弹，紧随触底的可能将是长时间的筑底；二是欧洲表面上需要在短期和长期间选择，实际上无从选择，因为短期风险和长期风险均已积累太深；三是欧洲表面上需要在经济增长和财政巩固间有所取舍，实际上有舍难取，增长颓势削弱了财政巩固的物质基础，巩固的需要又降低了经济增长的复苏助力，很难平衡。

  实际上，欧洲经济真正的危险在于，就是因为现在很糟糕，一定程度上让市场放松了对未来更糟糕的警惕；与此同时，市场将太多目光聚集于欧债危机自身的演化，多少忽视了欧洲实体经济的潜在恶化。而从具有国别广度、时间深度的基本面数据着手分析，欧洲经济短期和长期均风险林立、险象环生。

  从短期因素分析，欧洲经济难以快速摆脱衰退阴霾，原因有六：

  其一，债务风险依旧居高不下，2013年依旧是欧洲的债务危机年。IMF预测，欧盟负债率恐将从2012年的87.22%升至88.76%，大幅高于危机期间年均的74.96%和历史平均的60.53%。在边缘国家继续滑向深渊的同时，核心国家除了德国以外均风险积聚，希腊、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负债率恐将升至170.73%、91.37%、90.75%和123.8%。

  其二，经济增长引擎全面乏力。截至今年三季度，欧元区家庭消费支出连续四个季度同比负增长，今年季均增长率仅为-1.13%，明显弱于危机期间季均的-0.11%和历史平均的1.39%；欧元区政府消费支出连续两个季度同比负增长，今年季均增长率仅为-0.13%，明显弱于危机期间季均的1.15%和历史平均的1.63%；欧元区固定资本形成连续三个季度负增长，2012年季均增长率仅为-3.67%，明显弱于危机期间季均的-3.06%和历史平均的1.32%；此外，根据IMF的预测，2013年，欧元区出口增长率为2.27%，大大低于2010和2011年的10.91%和6.24%，也低于历史平均的5.31%。

  其三，生产和消费双向萎靡。截至今年9月，欧盟工业生产指数连续10月同比负增长，月均增长率仅为-1.77%，低于危机期间的-1.38%和历史平均的0.81%；今年前九个月，欧盟零售销售指数月均增长1.17%，也明显低于历史平均的2.01%。

  其四，就业形势现在和未来同样黯淡。截至10月，今年欧元区和欧盟月均失业人数为1795万和2513万人，高于历史平均的1325万和2056万人，月均失业率为11.29%和10.42%，高于历史平均的8.97%和8.82%。IMF预测，2013年，欧元区、希腊、爱尔兰、法国的失业率恐将升至11.46%、19.37%、13.85%和10.06%。未来就业市场还将面对青年就业形势急速恶化、劳动力成本不降反升、福利体系进易退难三重压力。欧洲国家被抚养者与工作年龄人口的比率始终居于0.5的高水平左右。

  其五，金融助力持续下降。尽管2012年末欧洲金融市场的运行渐趋稳定，但金融深化的效应却在悄然下降。今年前十个月，欧元区银行信贷月均同比增长率仅为0.57%，远低于危机期间的3.98%和历史平均的5.96%， M2、M3月均环比增长率为0.44%和0.39%，均低于历史平均的0.49%和0.48%，广义货币供应增速放缓。

  其六，债务危机带来的信心受损遍布欧洲全区域和全行业，并将对未来经济复苏形成制约。今年欧盟经济景气指数月均为90.04点，低于危机期间的93.15和历史平均的100.4；工业信心指数月均为-11.14，低于危机期间的-10.77和历史平均的-6.98；消费者信心指数月均为-21.32，低于危机期间的-17.93和历史平均的-11.05；欧元区投资信心指数月均为-20.78，低于危机期间的-11.3和历史平均的0.28。

  此外，更值得强调的是，欧洲存在三重体制性、结构性危险，实体经济裂痕渐深，长期复苏的物质基础十分薄弱。欧洲货币一体化的体制红利悄然下降。在债务危机中，统一货币反而让少数危机重灾国失去了利用汇率调整来缓冲的机会。鲜为人知的是，欧元通过减少内部贸易成本所带来的体制红利正在逐年缩小。据笔者测算，去年，欧盟内部贸易占全部贸易的比例从1999年的67.66%降至62.87%；内部贸易占比逐年下降，表明统一货币建立的初衷和重要性正在动摇，这也为债务危机以来欧洲内部的冲突渐增埋下了伏笔。

  欧洲货币一体化在欧洲大陆非全局性的推进，使得欧洲经济内部的两极分化更显突出，裂痕逐步扩大。内部分化体现为两个层次，一是欧元区国家和欧元区之外欧洲国家的分化，比如英国、丹麦和瑞典三国的经济状况、债务风险要优于区内平均水平，却在利益共享中被悄然边缘化。而随着主导欧洲货币一体化的领头羊优势逐步积累和发挥，德国的经济状况和潜在风险优于其他国家。两个层次的两极分化导致政策分歧更加明显，危机救赎和基本面改善所需要的利益再分配与资源再配置难以达成。

  毫无疑问，从成本集约、利益共享、资源配置、要素流动、风险共担等方面看，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推进符合欧洲整体利益。但从三个关键国家的个体理性分析看，发生退出欧元区或欧盟的黑天鹅事件并非全然不可能。对希腊，退出欧元区可重拾汇率自主性；对德国，退出欧元区可以摆脱无止境的救助拖累；对英国，退出欧盟可找回被边缘化过程中所失去的大国尊严。只是任何一个国家退欧于其自身的伤害远超过可能获得的收益，希腊退欧将陷入恶性通胀，德国退欧将彻底失去联欧抗美的底气，英国脱欧则将彻底被欧洲唾弃。但在长期体制性风险和短期衰退风险的双重压力下，个体选择偏向非理性的可能性悄然上升。

  （作者系金融学博士，经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