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勇

  全球央行当下似已进入了“以激进主义和变革相号召”的时代。无论货币政策还是央行体制机制都在孕育或经历着大变革，旨在适应新的全球经济演变态势。站在岁尾年末的时间窗口展望新的一年，全球央行的激进能否引发全球经济增长，留下了一个巨大问号。

  先看全球央行激进的货币政策。在美国，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QE3)刚推出3个月，在扭转操作(OT)即将到期、“财政悬崖”即将来临之际，美联储又快速推出了第四轮量化宽松政策(QE4)，希望借此将失业率压低到6.5%。在日本，QE政策原本就是日本央行的发明和创造。现任央行行长白川方明将于明年4月任满，竞选获胜的安倍晋三觉得白川在控制通缩时太过于拘谨，可能会选择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总裁岩田一政之类的人选代替白川，以便将来有机会推出“激进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日本营造稳定的经济环境。在英国，现任加拿大央行行长、将于明年7月走马上任英国央行行长的马克·卡尼已提出以击退衰退为目标，大规模改革英国货币体系的计划。在欧盟，欧洲央行9月上旬启动了直接货币交易(OMT)，在欧元区二级市场购买主权债。由此欧洲央行将决定购债措施的开始、持续和暂停，所购买的债券期限主要锁定在1至3年期，数量不限，购债没有明确的收益率目标，欧洲央行每月公布购买哪国债券及债券的平均期限。通过OMT，欧洲央行已有能力应对政府债券市场的严重扭曲，保证货币政策的单一性以及货币政策立场能正确地传导至欧盟内部的实体经济。

  无疑，全球央行激进的体制和机制改革措施在不约而同地向前推进。四年前，奥巴马签署的新版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使美联储成了拥有更大更广泛金融监管权的“超级监管者”。如今，已获连任的奥巴马估计会进一步推进巩固和扩大美联储金融监管地位的举措；以上世纪末通过的《新日本银行法》为起点开始的“大爆炸”式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使日本央行与政府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日本央行独立性大大增强。另外，将金融厅升格为内阁府的外设局，独立地全面负责金融监管业务。近年来日本的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制度以及金融市场基础法律制度等依然是以《新日本银行法》、《金融商品交易法》为主线，着眼于保护金融商品投资人的利益，强化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风险提示义务。在英国，唐宁街正在拆分以前承担监管任务的金融管理服务局，将监管部分划归英国央行，同时，英国央行的职责也在向金融稳定领域拓展。上个月，欧盟制定了《欧洲银行业新监管机制立法议案草案》。新监管机制立法议案赋予了欧洲央行更多金融监管权，拟建立以欧洲央行为核心监管机构的单一监管机制。除此之外，还准备制定共同的银行资本重组政策，建立单一清算机制和单一存款保险机制。由此，“银行业联盟”将成为维持欧洲银行体系稳定的重要保证。

  不过，当前的全球经济却并未完全与全球央行的激进行为形成呼应。上月中旬，美国谘商会发布报告称，2012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会由2011年的3.8%降至3.2%，而2013年或将会降至3.0%。而全球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在由2011年的6.2%放缓到今年的5.5%后，2013年将继续放缓到4.7%。仍未走出经济危机影响的美、欧等经济体仍需继续“疗伤”。看目前的各项经济数据，欧元区、日本或英国要在短期内恢复元气难度太大，虽然美国经济状况要比多数发达经济体来得好，但该机构预计，一旦美国国会两党在12月31日之前无法就“财政悬崖”达成一致，美国经济将会在明年一季度出现3%的大幅衰退。

  麻烦在于，当下各国央行常规性货币政策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力在显著递减，全球经济增长亟需新动力。那么，新一轮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在哪里？从项目领域看，笔者认为主要集中在结构性改革和技术创新两方面。结构性改革就是在基础性改革的前提下，针对新旧两种经济体制所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加快培育发展新体制因素，并逐渐形成新体制的合理结构，这是解决改革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必然选择。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就是消除扭曲、恢复结构平衡，避免由于扭曲和不公导致的经济与社会危机。技术创新是改进现有或创造新的产品、生产过程或服务方式。重大技术创新会导致社会经济系统的根本性转变。现在可以确认的是，未来技术创新主要将体现在高科技、医疗、生态农业和新能源等战略领域。当然，各国的创新意愿与财力保证也同等重要。新兴经济体是新一轮全球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只要新兴经济体针对结构性问题、贸易摩擦、物流合作、物价上涨、应对能源危机等问题加强协调与合作，就一定能起到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作用。由此推论，全球央行的激进行为，若仅靠自身“单刀出击”而逞“匹夫之勇”的时代已经落伍，而应加强与其财政、贸易、产业、科技、环保等管理当局的政策形成合力，同时，货币调控与金融监管应超越国家利益。一言以蔽之，唯有依靠国际合作机制才有可能实现较理想的全球经济治理，从而在振兴新年全球经济增长上发挥应有的作用。（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