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监会2013年度工作会议强调，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底线是首要任务，严防信用违约风险、严控表外业务关联风险、严管外部风险传染。而在此之前的央行工作会议也把“防范金融风险”提到了新年宏观政策的突出位置。“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的提法与之一脉相承。

  尽管有乐观预期认为，中国的债务水平远较日本和美国低，且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也远高于美、日两国，因此，尽管中国日渐放大的债务雪球会对经济肌体有所损害，当不至于演变成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但本就内外经济失衡的中国，在愈来愈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千万不能小觑。假如以楼市为代表的资产泡沫最终破灭，且主要发达国家又在贸易和人民币汇率方面频频对中国发难，假如经济战略转型迟迟不能落到实处，不能有效约束地方政府的举债冲动，假如中央和地方之间的非合作性博弈格局迟迟不能破除，则显性与隐性风险不断放大的地方债务问题最终有可能成为引爆系统性经济风险的导火索。无法对外辐射经济成本的中国，有可能在经济遭受重创之后错过重振的时间窗口。

  过去30余年，在政府主导下的投资与出口增长模式推动下，依靠“全民补贴生产”，中国经济在取得年均9%左右超高速增长的同时，宏观经济风险也在不断累积，经济内外失衡，使得人们格外担心中国会否在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重蹈日本当年的覆辙。而今，在战略转型成为引致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根本前提下，尽管中央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越来越回归理性，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非合作性博弈，却有可能成为阻碍经济战略转型在执行层面的重要障碍。

  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时，中央就提出实现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思想；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时，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今后五年经济工作中心内容；2007年十七大重申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2012年十八大更勾勒了未来经济转型的路线图。但中国的新旧体制转换过程尤其长，依然强大的旧体制遗产不仅没有得到清除，反而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主要障碍；既得利益格局呈日渐固化之势，使得曾经扮演着改革重要推动力的那部分人愈来愈成为改革的重要阻力。而政绩考核机制改革尽管有了较为理性的制度设计，但执行层面上，GDP的增长依然作为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志。在此约束框架下，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配置权力的地方政府追求表面经济增长的偏好不仅没有停止过，反而不断滋长。

  于是，就出现了中央政府在政策制定层面日渐理性而地方政府在执行层面日渐扭曲的非合作性博弈。例如，2012年，当最高决策层在全面检视2008年底出台的四万亿一揽子刺激计划的正负效应后，对出台类似经济政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审慎，无法拿到政策红利且急于等米下锅的各地政府遂急速放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而早在2009年和2010年，各地政府在执行一揽子刺激计划过程中，就为基础设施建设大举借款10.7万亿；2011年，经济基本面回归正常，中央政府约束了地方政府的发债行为；但到了2012年，当经济处于下行轨道时，地方政府再次提高了举债偏好。结果，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行债券数额较2011年猛增了148%。由于在监管上存在的漏洞以及一直难有改观的信息不对称，地方政府累计举债数额究竟有多少，似乎是个黑箱。只是陆续披露的信息表明，不少地方政府已开始借新债还旧债。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地方政府在2012年须偿还的债务高达1.3万亿。而商业银行去年迫不得已地将不少贷款展期，也在向市场发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开始累积的信号。

  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红利之后，未来的增长动力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中国也许能在5年内将经济规模做大到与美国比肩的水平，但部分领域业已出现的突出问题使得我们必须格外警惕可能遭遇的诸多风险。如果不能有效制止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少数富人的倾斜和集中，不能改变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较少以及民众消费的产品高度市场化的格局，继续放任在制造业基础不很巩固且金融体系并不健全的情况下，就将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风险极大的房地产领域，继续放任地方政府饮鸩止渴式的增长逻辑，不切实加大金融风险管控，则不仅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型，亦很难承受得起一场大规模的金融危机的冲击。

  世人皆知，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前就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保体系，且在1990年资产泡沫破灭后的长达20年中，始终保持着贸易顺差，丰田、日立、松下等超级企业的出口利润为日本银行业消化不良债权提供了来源，为日本经济走出长期衰退创造了条件。而且日本高达数万亿美元的海外资产可观的年收益又大大增强了日本金融体系修复的动力。

  当今中国的经济，不仅内部严重失衡，外部失衡亦很严重。在这种约束条件下，必须格外小心资产泡沫膨胀之后引致的系统性经济风险，加倍提防地方债务危机可能引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如若不然，局部风险的扩散和累积将有可能演变成难以控制的风险大爆发，而民生福利和财富增长的不协调问题也早已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如若不能找到有效的对策，很有可能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定时炸弹。（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