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罗伯特·希勒教授的《金融与好的社会》

  ⊙叶 雷

  现行金融体系将世界经济拖入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中，金融部门正遭受各方的严厉批评。但耶鲁大学名教授、行为金融学代表人物、标普/凯斯—希勒全国房价指数联合创始人之一罗伯特·希勒教授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中一再重申，金融始终是市场民主国家繁荣的核心动力，只需打量一下周围参加过“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人，就能感到普遍存在的对金融家和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不满，而事实上，这个群体正是他们所拼命迎合的。我们不能将此次危机简单地归咎于金融从业者的贪婪或诡诈，真正的诱因埋藏在现有金融制度的本源性缺陷当中。

  在不赞同金融资本主义是导致社会不平等重要原因的希勒教授眼中，现在需要做的，不是把精力都用来批评金融体系如何不负责任，不是否定金融制度，而是设法改造它，使之更民主化，防止其在财富和权力分配上的随机性。如果能扩展、纠正和规范金融的发展，那么我们仍有能力达成平等社会的终极目标，这就有可能为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带来同样的繁荣和自由。推进金融民主化，当然需要进一步推进金融创新，但这有个重要前提：必须服务于保护社会资产这个最根本的目标，恢复“金融是全社会财富的托管人”的理念。

  《金融与好的社会》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角色与职责”，详细剖析了首席执行官、投资经理、银行家、投资银行家、放贷者、交易员、做市商、保险商、市场设计者、金融工程师、衍生品供应商、律师、金融顾问、游说者、监管者、会计师、公共商品融资商、政策制定者在金融体系中扮演的角色，他们如何共同发力操纵了金融社会。进而提出，金融与每个人的联系是维系社会运转的最基础的关系，我们理应通过捕捉金融的力量去为整个社会的福利服务，而且金融本身能起到管理风险的作用，金融民主化有可能会降低不平等程度，会让人类世界变得更好。第二部分“金融之美与金融不满”，通过对金融家与其他社会角色的对比，针对现实金融业过度膨胀、经济地位不平等、从业者采取肮脏行为，详细阐述了对金融民主化的认识。他认为，金融理应更广泛地渗入到民众生活中去，赋予民众平等参与金融体系改造的权利。他为此开出的药方是，建立一个更为完整和开明的金融体系，塑造恢复本原的金融文化，法律监管保证从业者良善的行为，还要加深人们对金融运作知识的了解，提供公众更为可靠的信息，建立合理的机制，把人类本身非理性非人性的冲动引导成为良性的发展。

  罗伯特·希勒之所以寄希望于通过金融创新从而实现金融民主化，是因为金融民主化可以通过金融交易让更多的人来共同承担风险，为经济生活提供更加牢固的基础。所以他建议，开放包括联动型按揭、住宅产权保险以及生计保险的零售金融工具；建立像股票一样能真正代表一国经济的国内宏观市场和国际宏观市场，以及针对不同职业收入的宏观市场；变固定利率的贷款为和收入相联系的贷款，收入好的时候，可以多付利息，收入不好的时候，可少付利息；开发收入不平等保险，以纠正税收系统所造成的一些问题；重组社会保障制度，建构跨代社会保障，使其能完全彻底地在代际之间分担风险，成为真正的社会保险体系；建立有关风险管理的国际协议，解决国家之间风险的互换，风险共担等等。如果这些梦想能变成现实，我们的社会确实有可能变成一个好的社会。

  希勒教授直言，他这本书讨论的话题对中国的意义远大于其他国家。中国经济要持续增长，需要极大地增加金融业的体量，借助金融目标的构建，中国可实现许多国家层面的目标。但中国目前的金融制度比其他国家显得更不成熟，所以他建议中国可减少使用现金，增加电子货币的应用；可推出直接和通胀率挂钩的指数化货币；实行累进税制和工资补贴政策；建立在三代之间合理分配风险的社会保险体系；发行一种与GDP挂钩的债券，可考虑出售GDP份额给外国投资者; 推出生计保险、房屋价格保险等。

  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不可能长久地持续，而且本身也包含着非常高的风险。因此，希勒教授希望中国政府制定一个长远规划来迎接可能更大的贫富差距的来临。具体办法是根据社会不平等程度编制税务系统用于参照的指数，根据税前收入的不平等状况，以统计学测量手段规定不同程度的税率。而编制的原则，有两种可供选择：一种是能逐渐缩小不平等差距，直到其程度回归到人们可以接受的水平；另一种则是简单地将不平等程度封冻在当前的水平，使其不再恶化。

  应当说，希勒教授的这些分析一针见血，令人感佩，虽然一些建议看起来却有点不切实际，但对启迪我们思考如何重新构建风险防范体制却大有裨益。诚如经济学家吴敬琏老先生所言：“他的创意，不是像传统的金融避险工具那样，只能使经济处境好的社会成员得益，而是要能够保护普通百姓免受金融风险的打击。他的想法的基本精神——促进‘金融民主化’，我完全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