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论一瞥

  ◎《日本经济新闻》2月1日社论

  无意义的党争

  不该扯经济复苏的后腿

  美国2012年四季度经济增长率比前期降了0.1%。美国本该避免从2013年开始急剧的财政紧缩，但事实上相关法律手续迟缓，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减少政府支出。虽然回避了财政悬崖，但财政难题依然没能解决。执政党民主党和在野党共和党如不能精诚合作，那么从3月开始有可能将强制削减财政支出。

  美国上一次负增长还是三年半以前的事。三年半以来，个人消费和设备投资、住房投资增加了，包括军费在内的政府支出和出口减少了。其原因是财政悬崖、全球经济减速和飓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RB）认识到了这一点，降低了经济预期。但是他们认为这些都是短暂性因素，民间的需求正在改善。问题是政府支出的未来走向。由于大型减税政策失效，美国可能要从2013年起减少6000亿美元规模的财政。

  但是，只要朝野两党在财政重建问题上不能达成共识，那么从3月开始军费等开支将强制削减。2013年财政紧缩650亿美元将给美国经济的复苏浇上冷水。民主党在削减包括社保费用在内的岁出问题上持谨慎态度，寻求进一步向富人增税。但是共和党反对继续增税，要求大幅削减岁出。

  美国需要做的是：第一，调整短期财政紧缩的节奏，同美联储的金融缓和政策一起支撑美国经济。第二，出台能够在增税和削减财政支出之间取得平衡的中长期财政重建计划。美国对世界经济负有责任，希望美国能够对上述问题尽早应对。（梁宝卫 编译）

  ◎英国《金融时报》2月1日社论

  欧洲银行仍受控于过去

  在历经了接二连三的金融濒死后，2013年第一个月似乎让欧洲有了一个得以喘息的机会，这为市场带来了些许乐观情绪。好转的方面，主要表现在欧元区的市场压力开始减少，私人资本重新回归欧元区边缘国家。然而，阴云仍旧密布在欧元区银行的上空。即使债务危机的风险逐渐减弱，欧洲也远未整顿好银行系统。

  荷兰政府的第二轮金融援助政策和将荷兰第四大银行国有化的现实表明：在危机爆发五年后，欧洲银行仍处于危险的失衡中。西班牙破裂的房产泡沫不仅为西班牙银行带来了巨大损失，同时也侵蚀了荷兰银行的股本缓冲。这显示出欧元区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紧密联系。

  相比迟迟不见好转的欧洲银行窘境，美国银行系统和经济表现出了强劲的恢复能力。危机期间，美国快速地强制所有银行提高资本，而在欧洲，重新资本化来得过晚，同时需求更少，也未普遍实施。所以，当开始好转的美国银行回馈政府时，欧洲政府只是掌握了银行的股权而未成功刺激经济活力。比占有84%还是100%银行股权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目标的紧张抉择。这两个目标分别是以商业基础来运作国有化银行为纳税人获得利润，还是改变银行盈利模式来优先发展非金融经济。让欧洲完全照搬美国模式面临着很多困难。相比欧洲，美国银行业在经济份额中所占比例较少，同时也不是融资的主导渠道。而在欧洲，彻底的重新资本化所带来的潜在损失超出了许多国家的承受力。（贺艳燕 编译）

  ◎英国《经济学家》2月2日社论

  北欧的成功秘诀：会飞的大黄蜂

  北欧国家不仅逃过了震动地中海世界的经济麻烦，也基本未遭遇折磨美国的社会问题。无论从社会健康程度还是从各项经济指标来看，北欧国家都处于世界顶尖水平。

  为什么这些遥远、人口稀少、严冬漫长且荒原遍布的北欧国家会获得如此大的成功呢？由于一系列亲商业的改革措施，自1870年至1970年，北欧国家成为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但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政府无节制的增长造成改革的举步维艰。因此自由市场派认为这一地区的巨大成就取决于其在遭遇挫折后，缩减政府开支和支持商业自由的决心。北欧国家自豪于其政府的诚实和透明。除此之外，北欧国家的政府还有两个特质：实用主义和坚定态度。当发现原有的社会民主不再能有效运作时，他们少有欷嘘感叹，而是快速引入新的政治概念。在推行改革时，这种坚定也一以贯之。政府的实用主义也解释了北欧国家不断更新升级的能力，即使北欧国家仍存在政府过大、私人部门过小、税收过高、福利过于慷慨等问题，但北欧国家从未停止引入结构改革，并且在改革过程中都未损害到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北欧模式具有自成一格的特点。他们很早就拥抱了自由主义，也拥抱了强调个体与上帝直接关系的基督新教。这些努力都带来了国民素质的提高。地理和历史的融合，为北欧各国政府提供了两种有力资源：对陌生人的信任和对个人权利的信念。高度信任不仅带来了低成本交易，还促进了高参与度的公民社会服务。

  瑞典前任首相汉斯·佩尔松曾将瑞典经济比作大黄蜂：“大黄蜂过于沉重的身躯和过小的翅膀，让人以为它不可能飞翔，但它确实会飞。” 这的确是北欧国家令人惊叹的写照。

  （贺艳燕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