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一旦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加上美国在金融领域难以撼动的主导地位，不仅将巩固以美欧范式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更将打压新兴经济体积极主导全球贸易体系的行为空间。如若美欧成功构筑了针对中国的“金融与贸易高边疆”，那么中国在全球顶层价值链中的地位将很难获得实质性提升。

  章玉贵

  几乎占到全球经济一半产出的美国和欧盟，日前释放涉及新贸易和投资协定展开谈判的信号，无疑将对全球经济走向产生深远的影响。

  联想到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去年对外贸易总额只落后于美国156亿美元，迟早要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的趋势，美欧旨在为“全球其他国家在标准制定、监管和经济关系树立典范”的上述之举，背后蕴含的战略意义，不言自明。

  问题还在于，对中国这样一个非常欠缺自主品牌又基本不掌握定价权的超级新兴经济体来说，尽管去年进出口贸易额高达38667.6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为20498.3亿美元，出口量占到全球出口总额的10%以上。但细细算来，其战略价值实际上远没有想像中那样大。

  就说说去年的对外贸易情况吧。尽管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的地位岌岌可危，但美国无论是贸易结构还是在全球贸易价值链中获得的实际利益都远超中国。在美国去年的出口结构中，资本货物占最大的类别，去年这一数据创历史新高达5267亿美元，余下是工业用品（5009亿美元）、消费产品（1816亿美元）、汽车及零部件（1460亿美元）。而且美国一向引以为傲的服务贸易去年的盈余高达1953亿美元。在美国的贸易赤字中，又有53.9%的比例来自石油领域，而在美元占到石油贸易结算90%以上的今天，这种简单的数字游戏对美国来说绝对弊大于利。因为在美元依然是全球最主要的贸易与支付中介的金融框架下，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和庞大的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体系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共同服务于美国的国家战略。美联储作为全球事实上的中央银行的地位暂时没有人能撼动。而全球贸易对美元的需求又使得各国不能不依托于美国的金融系统和美元从事经济活动。

  以美中贸易结构为例，表面看来，中国是最大获益方。如2012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为4846.8亿美元，对美贸易顺差2189.2亿美元，实际上却是不折不扣的打工者。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只有2%至3%。即便是大宗机电产品出口也主要以加工贸易为主，而且多是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所生产。明眼人都知道，波音、苹果、IBM、英特尔、宝洁、可口可乐、沃尔玛等跨国公司才是最大获利者。因此，所谓的中美贸易失衡，尽管可以简单地从数字上分析，但更应站在价值获益的角度来解剖。基于后者的分析，中国对美出口产品由于主要集中在中低附加值产品领域，企业普遍缺少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严重依赖国外的技术创新，因而盈利受到严重限制和挤压；与此相反，在华美国跨国公司通过产品链条内的垂直分工，在中国投资生产低附加值零件和整机装配，同时进口凝聚技术精华的高附加值部件，并拿走了大部分利润。因此，中国加入WTO后，尽管对美出口快速增长，实际分工地位却不升反降。

  在中美双边贸易过程中，美国除了出口制成品之外，最具含金量的“商品”就是出口美元。美国保持这种贸易逆差表面看吃亏，也失去了一部分就业机会，实际赚大了。试想，还有什么比享用中国价廉物美的商品同时又有人送美元上门的日子更爽的呢？

  美国财政部在2月15日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12月，中国大幅增持197亿美元美国国债，持有总额突破1.2万亿大关，创下全年新高，说明中国在对美国的双边经济博弈中依然处于相当被动的地位。美国可以忍受对华巨额贸易逆差，中国数以千万计的产业工人的血汗换来了不少美元，但中国的外汇储备越积越多，持有的美国债券也随之增多，就越担心美元贬值，而如今的美国又没有绝对的义务同时也不可能保证美元币值稳定。所以，中国实际上比美国更关心美元走势。偏偏如今的美元又是一种没有抵押品的债务凭证，是一种全世界通行的高级“白条”。中国在收到这些“白条”之后，美国还看到了中国出口企业在全球产业链的代工（OEM）格局下对汇率稳定高度依赖的弱点，以中国操控人民币汇率为借口，经常敲打中国经济的敏感神经。

  深谙全球经济竞争与产业变迁之道的美国，深知中国由制造和贸易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以及贸易强国迈进的趋势难以被完全遏制，人民币迟早要成为全球主要的贸易与结算货币之一，上海也会在某一天一跃而为国际金融中心与初级产品中心。因此，美国如今的战略是，在中国的经济雄心与具体要素暂时不匹配时，尽可能利用其对现有经济、金融与贸易规则的主导地位，压缩中国发挥超级新兴经济体张力的空间。

  所以，美欧一旦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加上美国在金融领域难以撼动的主导地位，不仅将巩固以美欧范式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更将打压新兴经济体积极主导全球贸易体系的行为空间；如若美欧成功构筑了针对中国的“金融与贸易高边疆”，加上高技术领域的技术锁定，则中国在全球顶层价值链中的地位将很难获得实质性提升。

  因此，在全球贸易格局面临大洗牌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国迫切需要总结以往对外贸易发展的经验，必须尽快培育一大批能全方位参与全球贸易竞争的种子选手，前瞻性地分析全球贸易分工与产业竞争的未来生态，在切实提高应对国际经济摩擦博弈水准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制定，更应深耕核心技术的研发与自主品牌的国际化推广，抓紧确立并巩固出口产品的高增值和高技术发展导向，全力提升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在积极参与资本与技术要素密集的制成品乃至中间品生产的同时，还需大力发展中国的服务贸易，优化中国的贸易结构，由此进一步提升在全球贸易价值链中的获益程度。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