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唐子韬 ○编辑 陈羽

  陈丹青的人物画自然、淳朴、深沉。他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创作的《西藏组画》堪称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学术界普遍认为，《西藏组画》突破了当时苏联的写实绘画影响，溯源欧洲古典传统，是“文革”结束后“乡土绘画”中具有人文主义气质的经典作品。

  归国十余载，俗务缠身的陈丹青，鲜有力作问世，而《国学研究院》是唯一一幅能够再次进入公众视野的作品。2001年，归国任教于清华美术学院刚满一年的陈丹青，为清华百年校庆献上一份厚礼——《国学研究院》。这幅颇具历史、文化反思意味的画作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画面中的五位民国时期学者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从左向右）均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他们的学术生涯和多舛命运与中国的社会历史紧密相连，而他们的精神与思想遗产对后世的影响也随着社会文化的剧烈变革而具有了新的历史意义。2010年，《新周刊》（9月第330期）将此画作为专题“民国范儿”的封面，再次引起人们的注意。在此后的关于“民国范儿”的社会讨论中，此画也成为“民国形象”的典型范例。《国学研究院》因此可以说是陈丹青归国后的经典之作。

  尽管，从绘画的角度讲，这幅作品并没有达到当年《西藏组画》力度，构图较为平淡，人物造型略显生硬，但棕黄色调让画面充满了历史怀旧的气氛，也更加烘托了人物的气质，使画面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动性和观赏性。对这幅绘画，艺术评论界多是从“学术价值大于市场价值”、“人文内涵高于艺术造诣”等角度来评论。但无论怎样，陈丹青在此仍然延续了其人物画风格特点，并显示出高超的写实技巧和人物刻画能力，加之他对历史人物的个性研究和把握都十分到位，使这幅作品在纪念碑式的形式感背后，也具有人物性格的鲜活性。在这方面国内少有画家能与之比肩。

  题材的典型性一直是陈丹青这一代艺术家的创作核心。当年那些划时代的经典之作，无一不是因主题表现的现实性、生动性和深刻性影响着世人。而如今，题材的焦虑和情感的贫乏成为大多数艺术家面临的困境。

  陈丹青自上世纪80年代旅居美国后，由于自身境遇和条件所限，他的绘画创作一直难有突破。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曾说道：“我当时（旅美期间）遇到了难题，就是我国内的资源用不上了，我不可能再画西藏了。画西藏可以卖（画），但是很烦，没感觉了。可是进入现代艺术，就不是一个观念、技巧调整的问题。几乎是要放弃已经用了很多年的创作方式，连工具都要放弃，我做不到，我觉得还没有画得足够好。不画画，去做观念艺术，我不愿意。这当中经过差不多十年的过程。”他所面对的，一方面是创作题材的有限性，另一方面则是写实传统与西方现当代艺术发展之间的冲突。

  在这个创作的瓶颈期，陈丹青除坚持进行人物画写生创作外，还找到了一些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但这些创作无论从学术到艺术，甚至从市场反应来看，并没有获得太大成功。倒是2001年的这幅《国学研究院》因其复杂深刻的人文内涵而再次获得社会广泛关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使这幅作品具有独特的文化效应，这也成为这幅作品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