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被视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一大推动力。但就在各级政府及市场对城镇化充满憧憬之时，城镇化带来的持续巨量资金投入，也将考验本已负债的各级政府筹资能力及市场承受能力。
银行信贷资金、债市资金、民间资本等被认为是传统的几大资金重要来源。但据本报记者了解，目前占据社会融资总量过半的银行对城镇化带来的商机看法颇为谨慎。而与之相对的是，债市等其他融资方式或将更为被倚重。
⊙记者 周鹏峰
○编辑 龚维松
催生巨大投资需求
有测算称，仅以2002年的价格计，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就需要增加9万元的投资。若增加1000多万城市人口，再以当前价格水平计算，增加的投资则有可能高达几万亿元
城镇化所蕴涵的巨大潜力，已然激发各地的积极性。
2012年12月中旬，福建省在下发的推进城镇化发展十二条措施部门任务分工方案中明确提出，要实施“大城关”战略，引导产业、人口等要素向县城和中心镇集聚，“十二五”末全省18个县城人口规模达到10万人以上，20个县城达到5～10万人。
简单的几个数字，或难以量化背后的机遇与挑战。更直观的是，推进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内需潜力，需要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方面进行大量投资。
有测算称，仅以2002年的价格计，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就需要增加9万元的投资。若增加1000多万城市人口，并以当前价格水平计算，增加的投资则有可能达几万亿元。
央行曾总结推进城镇化相关投资的几个特点：一是资金需求量大；二是建设周期相对较长，投资回收周期往往更长；三是有些投资部分甚至全部体现为社会效益而非项目本身的直接收入效益。
而目前我国城镇化率为51%，按户籍人口计算只有35%，距离我国2030年65%～70%的目标尚有很大发展距离。银河证券测算认为，这意味着到2030年，各类城镇将新增3亿多人口。这就意味各级地方政府未来需要持续投入大笔资金推进城镇化建设。同时，这对已负债不小的各级地方政府也将是不小的压力。
因此，央行曾表态应通过鼓励民间投资、健全税收体系、完善多元化融资机制等，为城镇化投资提供规范、稳定、可持续的资金支持。
目前各地政府已在积极探索拓展城镇化投融资方案。比如，福建省就拓展投融资明确提出，要支持各地组建城镇开发建设投融资平台，通过注入土地资产、土地增值效益、盘活冠名权、经营权和使用权，发行企业（公司）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中小企业集合票据、信托计划和上市融资等渠道筹措资金。
债市望大有作为
与银行贷款比，债券价格可以及时反映地方财力的稳健状况，既面临较强的市场约束，也有助于激励地方政府通过改善当地信用状况降低融资成本
福建省政府拟倚重城镇开发建设投融资平台进行债券融资的构想，一定程度上与监管层思路的侧重点颇为相符。此前，央行多次强调市政债这一融资工具对推进城镇化的重要性，可见其倾向。
在2012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央行曾专门开辟专栏探讨城镇化建设融资的国际经验。专栏综合大多数国家情况称，城镇化建设资金来源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府税收；二是基于使用者付费原则的项目收益；三是通过发行市政债或类似债务工具从金融市场融资。
央行称，有了使用者付费和财产税等地方税作为稳定的未来收入，地方政府就可能负债融资进行城镇化建设，典型做法就是发行市政债或类似债务工具。
从历史上看，市政债和城市化进程关系较为密切。比如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间，市政债发行规模均超过国债，这一时期也是美国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日本二战后上世纪50～7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大大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地方债在这一时期也大量发行。
据央行分析，与银行贷款比，市政债是在金融市场上的公开融资行为，需要披露信息和获得相应的发债评级，债券价格可以及时反映地方财力的稳健状况，既面临较强的市场约束，也有助于激励地方政府通过改善当地信用状况降低融资成本。
央行行长周小川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呼吁放开市政债的发行。他说，如果市政债和财产税搭配，可以有效地解决城镇化建设的成本约束问题，也可以防范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风险。
目前的城投债被认为是市政债的一种变通，与国外的市政债很接近，即以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或公益性项目筹资而公开发行的企业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亦直言，城投债只不过借用了一个城投公司的名义，背后的实际主导仍是地方政府。可预见，在市政债成行之前，城镇化将推动城投债的持续扩容。
且据本报记者了解，此前市场间已有流传，在城镇化背景下，此前被收紧的地方融资平台发债已有放松意向。
东北证券认为，城镇化支撑城投债的发展，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地方政府借助于地方投融资平台弥补资金缺口，城投债就是一个选择，估计2013年城投债净发行规模可能在8000亿以上。
据其统计，在2012年1月4日至2013年2月8日，城投债发行额为9900亿，发债数843个，其中江苏以1628.1亿、发债150个位居各省区首位，浙江位居第二，发行652.7亿元，从存量城投债余额来看，江苏、北京、浙江、上海位居4甲，前四位集中度为36.41%，城投债发行与地区经济发展正相关。
不过，要进一步名正言顺地推动市政债的发行，郭田勇认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他说在美国，各个州政府有自行发债的权力，一旦资不抵债，州政府可以破产。但在中国，即使由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背后仍然有中央财政的兜底，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地方发债的意义。
商业银行审慎观望
到目前为止，除了国开行明确表示，2013年将一半以上的新增贷款投向城镇化及配套建设外，商业银行几乎均未就城镇化明确公开其量化的投入计划
与债市自上而下被寄予的厚望相比，作为传统的主流融资渠道——银行此番或不再占绝对主导地位。且据记者观察，城镇化这一重大战略所带来的诱惑并未明显激发商业银行的积极性。比如素来在基建领域颇具优势的建行对城镇化的公开表态即颇为低调。
该行2013年工作会议发布的新闻稿中只提到“2013年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全面纵深推进，将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并未就该行今后将在城镇化方面做何投入作出明确表态。
持这一审慎态度的商业银行并非建行一家。农行某地支行行长也对本报记者称，截至目前总行并未就城镇化作出具体的安排部署，并称“这方面特别是涉及政府融资平台的事碰不得。”
到目前为止，除了政策性银行——国开行明确表示，2013年将一半以上的新增贷款投向城镇化及配套建设外，商业银行几乎均未就城镇化明确公开其量化的投入计划，也未见明确的投入倾向。
国开行董事长陈元日前在该行年度工作会上表示，今年国开行将发挥中长期投融资和综合经营优势，以支持城镇化为重点，加大对基础设施、社会民生、“走出去”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将一半以上的新增贷款投向城镇化及配套建设，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融资支持。
陈元指出，2012年国开行加强规模统筹调度，新增煤电油运、农林水、通讯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贷款3382亿元，确保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电网联网等一大批“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资金需求，为城镇化发展夯实了基础。
在很多前景并不明确的领域，国开行都扮演着开拓者的角色，待商业前景较为明朗之时，商业银行再随之跟进。此时商业银行显然并不想贸然跟进。
有商业银行人士如此评论称：“国开行是政策性银行，现在商业银行谁跟进谁死得快。”
实际上，除了主观上的审慎应对，商业银行目前也缺乏大笔投入的能力。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说，2009年金融危机时，为保经济增长，商业银行投放庞大的信贷资金保增长，随后带来一系列后遗症，他认为这些后遗症正是此次商业银行难以积极表态的原因。
“在这一轮信贷投放中，银行沉淀了很多资金，比如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投入一期，就还有追加投入支持续建工程，或者为前期贷款展期，这样一笔贷款沉淀的资金可能要长达几年。”刘煜辉称。
为保经济增长，2009年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创出9.59万亿的天量，但后续带来的资本约束、存贷比制约、地方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等系列压力让银行颇伤脑筋，仅在一年之后，资本市场即迎来上市银行的再融资大年，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也进入频繁清查整顿期，高企的存贷比亦成为银行几年来的持续制约。
债务约束机制待建
专家称，一方面，地方政府发债的绝对额还在增长；另一方面，债务偿还压力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和财政收入增幅下滑而加大，今年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比往年有所加大
颇为默契的是，在商业银行审慎的同时，地方政府对银行似乎也未寄予厚望。在福建省拟定的拓宽投融资渠道计划中，丝毫未提及如何争取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
尽管信贷资金占社会融资总量比重正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但截至目前银行信贷资金占比仍超过50%。因此，如何获得银行信贷资金的青睐仍将是未来各级政府难以忽略的重点。
刘煜辉认为，商业银行有商业目标，要吸引商业银行的积极投入，一个方法是在商业银行投入未达目标要求时，政府要给予一定的补贴，且这种补贴要进入政府预算。同样，要吸引规模庞大的民间资本投入到城镇化的建设中来，亦要一定的收益担保。
福建省政府拟拓展的另一条投融资渠道即是吸引民间资本、保险资金、股权投资基金通过BOT、BT、项目融资等方式参与城镇建设和经营。
但在城镇化大规模启动初期，且项目前景未明确之时，刘煜辉认为如果缺乏一定的收益保障，地方政府要吸引这类资金的大笔投入存有一定的难度。
不过，在吸纳各路资金的同时，地方政府对其偿债能力的客观把握尤为关键。根据国家审计署披露的信息，去年和今年地方政府债务将进入集中偿还期，约有42%的地方债务于2012年底前到期，53%的地方债务将于2013年底前到期。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金融研究室主任赵全厚曾对媒体表示，一方面，地方政府发债的绝对额还在增长。另一方面，债务偿还压力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和财政收入增幅下滑而加大，今年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比往年有所加大。
刘煜辉则认为现在地方政府的债务已有失控迹象。比如2009年金融危机时，银行投放的几万亿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已陆续到偿还期，但不少地方融资平台却存在明显的偿债压力。
因此，刘煜辉强调，各级政府要建立债务约束机制，即约束地方政府举债冲动，使其量力而为。他认为，如果缺乏约束机制，无论是债市资金还是银行信贷资金、民间资本的投入都难免存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