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评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袁 东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但每个人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不同，因而其行为也不一样。多亏有这种行为的多样性，否则，世界就不会如此充满活力并不断发展。认识的差异，来源于理论的不同。对经济社会乃至文明而言，重要的不是理性，而是多样性。

  上述感悟，在读了《演化经济学与创造性毁灭》后，更是深切。

  这本论著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梅特卡夫在格拉兹大学熊彼特讲座上的学术讲稿。格拉兹大学是熊彼特1932年去哈佛大学之前在欧洲从事教学和研究长达11年的地方。熊彼特讲座邀请的首位学者就是演化经济学人梅特卡夫教授，足见熊彼特学说对演化经济学的渊源之深。

  在熊彼特的那个时代，其经济分析视角和理论是独特的，总想独辟蹊径，至少是不同于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尽管如今的经济学学说史教材早已将熊彼特划入奥地利学派的核心人物，但实际上熊彼并没有遵循该学派创始人门格尔的边际主义分析思想。这也许是由于他的法律学专业背景，缺乏数理计算能力，这也使其经济分析免于陷入过于偏重数学演算与推理中，让他游离了当时以边际主义为指导的一般均衡分析的静态框架。

  但这不等于说熊彼特不重视数学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恰恰相反，他一直在勤奋地自学和补充数学知识。到哈佛大学后，他鼎力倡导和支持设立计量经济学课程，是计量经济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他极为欣赏那位后来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计量经济学家丁伯根。

  熊彼特的经济学研究，遵循的是由微观到宏观的分析路径。他强调企业家精神、创新、企业运营，在此基础上，上升到产业结构的变迁，最后到经济社会的整体性发展演进。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熊彼特是在回归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

  梅特卡夫在其著述中，对经济社会的动态演化模式做了理论上的阐释。演化经济学尽管借用了生物学词汇，但没有套用生物学分析路径，也没有被达尔文进化论思想所支配，实际上是对熊彼特经济学视角、路径和工具的发展。

  梅特卡夫将有关竞争概念的重新构建与解释作为演化分析的基点。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是，梅特卡夫认为，竞争不是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所假设的具有行为一致性或典型代表性的“理性人”所追述的最优化，而是不同主体间的对抗行为。行为一致的世界中不存在竞争。

  行为对抗性的前提是行为的多样性，因而竞争是多样性中的选择过程，目标是差异化。多样性取决于个体或组织的资源基础（禀赋）和拥有理论的不同，以及开放性。选择受到趋利的激励，也受到制度惯例的限制，还受随机扰动的影响，故而选择总体上是个互动中复制并受到市场协调的过程。

  竞争结果体现为个体相对于“个体群”平均行为的差异。这种差异最终来自创新：与自身过往行为和他者行为相比较而言的差异性或独创性。由此，竞争过程是“个体群”中特定个体之间相对变动频率变化的过程，而变动频率也是与群体平均行为差异度的体现。这一过程是由新进入者、退出者、生存者，在互动、创新、复制模仿、扩散、对抗中，由市场惯例制度协调的往复螺旋式演进过程。这个由创新与多样性驱动的内生性竞争过程，构成了经济社会的动态演化模式。

  抓住了这些动态特征，梅特卡夫也进入了期望值、方差、协方差以及在这些数学范畴基础上构建的复杂的非线性方程集，并用市场份额、相对增长率、进入退出速率等指标，标示商业单位在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和生产工艺等方式方法上的竞争，最终建立起了计量和解释经济演化进程的数理模型。这也是熊彼特有生之年最想弥补的分析技术。或者说，梅特卡夫的数理模型细化和量化了熊彼特的理论。

  相比于新古典主义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演化经济学没有了“理性经济人”的概念，有的只是有限理性，其分析视野界于完全理性与随机扰动之间，没有否认想象力在经济决策与选择中的作用，也没有行为最优化或“利润最大化”的假设，只是把趋利行为作为分析基础；没有静态或稳态的均衡范畴，也没有起始于静态并收敛于静态的动态调整过程，有的只是偏离群体平均动态特征（均值）的协调过程，收敛的概念也仅是相对有关成本较小或质量较好或工艺方法较优的竞争优势者而言的，并且这种收敛是寻求竞争优势者的发现过程；没有行为一致的代表性经济主体，或者同质性世界的假设，有的只是异质性世界，再三强调的始终是行为的多样性；不仅不看重甚至都不关注经济学理论的预测性，相反，着重阐释的是经济行为的不可预测性，认为行为发展是盲目的，但否认经济行为是完全随机的。

  相对仍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演化经济学提供了另一条认识、解释和处理经济事务的视角与思路，尤其为微观驱动的宏观演化进程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分析框架。应当承认，演化经济学在熊彼特的基础上，在另一条路径上发展了古典经济学。从趋势上看，逐步生出的数学翅膀，使演化经济学分析框架在逻辑上的严密性和准确性不断提升，考虑到其微观基础和长期化视野，赶超新古典一般均衡经济学的步伐正在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