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丹·艾瑞里的《不诚实的诚实真相》

  ⊙禾 刀

  这是媒体最近关于社会信任度的部分描述：快递来了不敢开门，查水表的不让进屋，入户人口普查不得不改去居委会报到，买菜时习惯性地要把小贩的秤搬到眼前，买肉时总要用手按按有没有注水，去超市买牛奶面包看不清保质期绝不会轻易埋单……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指出，“目前，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人际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调查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只有两到三成信任陌生人”。

  人际信任度一再探底，是因为社会充斥着太多的不诚实。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的不诚实呢？麻省理工学院行为经济学家、《怪诞行为学》作者丹·艾瑞里通过多个行为实验有力地证明：我们都想让自己看起来诚实可信；我们都有为一己私利而欺骗他人的本能，但同时还会给自己贴上“诚实的好人”的标签；我们擅长将不理性行为合理化，并将其归咎于缺乏意志力、在“管他呢”效应作祟、独创性、公然的报复等因素的作用下，为自己的不诚实行为找借口。

  传统观念认为，欺骗跟人的其他决策一样，都是基于理性的成本收益分析。但艾瑞里用真人行为实验证明，非理性才是决定诚实或不诚实的根本力量，并深入剖析了在个人身上、职场中和政治世界里，不诚实行为是如何发生和产生影响的。从生理角度看，说谎者就算表面上再如何表现得若无其事，但生理内心上的道德恐惧却始终难以抗拒。

  实际上，引发欺骗行为的，大多不是理性犯罪的简单模式，而是某人的经验系数。所谓经验系数，无非是人们基于社会规则的总体判断。在经验系数问题上，艾瑞里列举了华尔街的麦道夫庞氏诈骗案。麦道夫诈骗案涉及金额超过600亿美元，时间跨度长达数十年。看整个案情的调查结果，这个骗局只不过是故作高深，本质上有点像我国浙江本色集团吴英的非法集资案，借新还旧，一旦资金链断裂，便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了。

  麦道夫的资金腾挪术在案发前的数十年期间曾多次遭到媒体或有关人士的质疑，但既未引起监管当局的注意，也未能有效警醒投资者。而从理论上说，那些被挟裹进这个骗局里的从业人员并不难摸清其骗局，但缘于经验的惯性，非但未能刨根问底，反倒面对社会质疑时显得义正辞严。

  不妨回过头来看看麦道夫骗局是怎样不断发展壮大的。由于投资者一开始盲目追捧麦道夫的所谓金融创新，监管者一时未能有效了解并澄清其生存法则的合法性，业内人士以为麦道夫的金融创新合法，投资者以为监管者允许，于是进一步在骗局上“添砖加瓦”……每一环节都基于其他因素的经验式误判，致使这一骗局不断滚雪球。

  不得不承认，经验确确实实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左右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经验在许多时候往往是靠不住的，除了麦道夫庞氏诈骗案的鲜活证明，许多创新发展正是以突破传统的经验之谈为标志。当然，这中间的经验有的并不一定是谎言，比如受到科学发展水平限制的认识局限性，但也不得不承认，由谎言形成的经验，同样严重阻碍着社会的健康发展。

  在《不诚实的诚实真相》中，艾瑞里通过实证得出了许多有趣的结论。比如：现金出现得越少，人类的道德就会越败坏；一次不道德的行为会引发另一次更不道德的行为；我们不诚实的行为是为了报复，为了平衡之前得到的不公平对待……谎言一开始总会突破道德的界限，而道德界限能否被顺利突破，到底取决于个人的道德厚度，还是社会法治力量形成的良好道德氛围呢？

  从谎言到诈骗是有一段距离的。就现实而言，谎言更倾向于从道德层面解读，而诈骗已纳入法律打击的范畴。这实际表明，许多谎言未必就能达成诈骗结果，一方面是因为太多的谎言并不高明，另一方面也因许多谎言经不起他人包括社会机制的过细甄别。这同时也意味着，从谎言到欺骗之间，可能存在一个临界点：法律边界。像庞氏骗局，如果那些质疑能触发监管者的注意力，至少不会造成后来那样的恶劣后果。

  从理论上讲，人的经验系数无非来自于社会实践。而社会实践会促使人们产生诚信还是不诚信的经验，则一定是基于这个社会的法律法规实践，还有公权力的示范与表率。如果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成为大多数人的社会经验宝典，则实际反证这个社会法律法规调整规范秩序的无力，以及公权力缺乏应有的公信力。

  或者还可以这样说，如果一个社会的法律法规能牢牢把守诚信底线，如果公权队伍能以信守诚信为不可推脱的基本职责，诚信的正能量必定焕发出蓬勃生机，公众的经验系数就有可能无限接近于法律法规形成的社会秩序准则，谎言“成长”为社会经验的几率便会无限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