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新一届领导集体正释放出全力推进新一轮改革的信号。而打破资源和权力的垄断，深化劳动力、资源、利率、汇率等要素价格的改革，必将要求政府自身有更大的改革，特别是对自身权力的切割。一言以蔽之，让“政府”与“市场”归位。

  张茉楠

  2013年的“两会”注定会与往年有所不同，因为这次“两会”更可能为未来中国确立新一轮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可以说，中国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中国1979年以来的历史就是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然而，改革从来不会一劳永逸，改革也需要“与时俱进”，当过去不彻底的改革成为经济社会下一步发展的羁绊时，中国需要确定与执行新的改革路线。

  新一轮改革

  真正标志是推动“存量改革”

  从“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再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走邓小平1992年南巡之路，新一届领导集体正释放出全力推进新一轮改革的信号。那么，什么是新一轮改革的标志？笔者认为，归根结底，那一定是对存量的改革，因为改革的本质必然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是打碎既有的利益格局。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央政府相继通过了分税制、国企改制、住房商品化、耕地保护制度等等重大改革，但大部分改革只走到了半途就难以继续推进了。因为一些改革的获益者，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总是希望维持甚至扩大行政权力广泛干预市场和经济体制的“双轨”状态。

  最突出的就是住房商品化改革。在当下的中国，房地产代表着土地GDP及其财富的分配，由于土地产权是通过土地市场中的层层委托、分级代理来实现的，但过长的代理链中每级代理的内部责权都不清晰。房地产改革一手连着经济，一手连着民生；一手连着政府，一手连着社会。要真正触及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矛盾，就必须真正解决土地财政问题，并形成全面系统的房地产市场公共政策，而这必然要涉及土地政策、财税政策、保障政策、金融政策等利益的重新调整和资源的再分配。因此，中国必须找准几个核心领域寻求新一轮改革的重点突破，并带动全局改革，或许房地产就是这样的重点领域。

  新一轮改革

  既要“效率”更要“公平”

  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的制度变革，它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了巨大的动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公平与效率的政策经历了打破“平均主义”、落实按劳分配政策；到提出公平与效率关系并逐步确立和实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的曲折过程。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90年代国企改革为中国工业发展注入了活力；而进入WTO之后，中国产品开始走向全球，并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出口大国，可以说，在改革开放的触动下，中国国民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这些都反映了我们全力追求高效率的成果。

  然而，“改革红利”并未在全体国民中得到公平合理的分配，偏重强调高效率，也使社会不公平问题日趋严重，原有的权力体系逐步强化，权力寻租、资源垄断正成为固化的权力体系。比如，我国在初次分配中存在许多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扩大因素，最为突出的是各种形式的垄断。那些掌握着垄断性特权、垄断性资源的阶层迅速聚敛了大量的财富。因为掌握权力的人可以利用权力来干预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和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使其发挥了巨大的财富调整力量。由瑞士信贷银行资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进行的研究显示，中国家庭财富有多达9.3万亿人民币（相当于中国GDP 30%的收入）没有被列入官方统计中，其中80%（约7.4多万亿人民币）由富人持有。因此，新一轮改革的重点必须打破资源垄断和权力循环，给经济公平、社会公平、机会公平以空间。

  新一轮改革

  必须让“政府”与“市场”归位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而“新四化”归根结底就是要遵循“市场化”原则。实际上，市场化改革是中国几十年来遵循的发展主线。市场化改革为中国30年持续的高增长释放了巨大的活力空间，但也出现了明显的“二元化”特征：一方面过度管制，形成了产业垄断和产业管制壁垒，而另一方面缺乏管制和管制无为，造成无序竞争。

  市场经济体系的“二元化特征”，与政府对自身的角色定位密切相关。中国政府作为强势政府，具有迅速组织资源的强大能力，这是促成中国实现“增长奇迹”的关键所在，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不能用权力干预经济、不能将政府动用资源常态化，最终变成政府代替市场。目前，地方各级政府正在不断扩权，结果是市场成长的空间大受压制。政府对微观经济直接干预管制以及对国有企业的隐性补贴，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市场的替代和挤出，导致市场资源配置扭曲和信号失真。而在提供公共产品（社保、医疗、教育、住房）、构筑市场秩序和规则（法治、信用）方面却出现了“缺位”和“空位”。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一样增加了负外部性和摩擦成本，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效率。

  归根结底，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力量因素是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来提高效率，而这必然要依靠市场化的力量。事实上，在那些随着资源约束改变而改变发展方式的国家和地区，几乎无一例外都有着切实得到保护的产权制度（包括知识产权），市场始终处于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地位。

  所以，当前的中国最需要的并不是政府救济式的反哺，而是应该尽最大可能打破资源和权力的垄断，继续深化劳动力、资源、利率、汇率等要素价格的市场体制改革，通过要素松绑释放要素效率，而这必将要求政府自身有更大的改革，对自身权力的切割。正如温家宝总理昨天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坚持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一言以蔽之，让“政府”与“市场”归位，是中国能够真正创造的“制度红利”。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