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东

  “论文，公道也。”这是那位18世纪才俊、“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在言及文章时强调的。在他看来，公道不同于私情，因而，文章不是“家书”、“子戒”之类。

  其实，公道与私情并不完全对立。公道者，若不渗入私情，难以引发共鸣，如此文章也就难以被广泛接受和流传。文章当然不是“家书”或“子戒”，但好的“家书”和“子戒”也可能是篇好文章。唯有面对家人子弟时，才是真心表述。私情最真。就是这位郑板桥，不也同样将他写给弟弟的16封家书，当作了一篇篇文章，并集成了《十六通家书》而广为人知吗？大部分当代中国人恐怕更喜欢曾国藩的家书，而不是他的公道文章。

  对美国金融业有着重大影响的J.P.摩根，给儿子的每封信也都是情真意切的好文章。后来，有人将其中的32封信件集结成一本书《摩根信札——财富巨擘给继承者的商业忠告》，这被认为“是一本培养伟大企业家无可比拟的教材”。

  相比而言，郑板桥视文章有“大小乘法之分”倒是有道理的：“文章有大乘法，小乘法。大乘法易而有功，小乘法劳而无谓。”大乘法的特征：“理明词畅，以达天地万物之情，国家得失兴废之故。”哪些文章算是大乘法呢？“《五经》、《左》、《史》、《庄》、《骚》、贾、董、刘、诸葛武乡侯、韩、柳、欧、曾之文，曹操、陶潜、李、杜之诗，所谓大乘法也。”相比之下，小乘法者，一味“取青配紫，用七谐三，一字不合，一句不酬，捻断黄须，翻空二酋，究何与于圣贤天地之心、万物生民之命！凡所谓锦绣才子者，皆天下之废物也，而况未必锦绣者乎？此真所谓劳而无谓者也。”

  至于郑板桥一再强调“文必切于日用”，不能像宋明理学那样“执持纲纪”，否则，就“只合闲时用着，忙时用不着”。则未免过于偏差，可谓只知一面，不见另一侧。如果天下文章，都像郑板桥一再推崇的韩信获封大将军时的演讲，诸葛亮首次面对刘备时的“隆中对”那样，才是顶级的“切之又切”，就过于实用主义了。不要说一般的理论与思想难以存继和丰富，就是当时的韩信和孔明，也不可能有“切之又切”的言词。须知，实用主义的文章，恰恰是思辨性抽象理论指导下的产物。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特别是后者，过于实用，就会看不远也走不远。

  先秦之前，诸子百家的中国学说原本是虚实结合的。可是，自秦之后的近两千年里，中国学说大多以科举、兵法和政论等实用为主，始终缺乏形而上的理性思辨，致使中国的科学精神不足，进而在哲学、科学理论、技术进步以及艺术上被经过启蒙运动洗礼过的西方远远抛在了后面。而被后人认为趋向实用的汉学，就因为过于为形而下的具体考虑，反而最终走向借助超验的力量，试图去统合各种学说。作为突出代表的董仲舒，就在过于实用的促赶下，拿起“天人感应”的招牌，去为“独尊儒术”寻找学理依据，结果落入了反理性的虚妄之中。

  相比之下，宋朝朱熹的理学，则有着理论上的气势，理学的抽象思辨，使得“处于散落状态、感觉状态”的儒学，有了严密的哲学逻辑，于是开始构建起了完整形态的儒学。在此基础上，经由明朝王阳明发展了的“心学”：“心外无物”、“心外无学”、“知行合一”，使“形而下”与“形而上”有了明确的界定，理学也有了认识论意义上的大体轮廓。

  以朱熹和王阳明为代表的这种所谓“玄虚”，恰恰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少有的思辨理性学说，使过于形而下的具体实用感性，稍稍向形而上的抽象理论靠拢，正因为如此，这两位成了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古典哲学家。在这一点上，可以套用袁枚的说法：“不尊宋儒可，毁宋儒则不可。”

  板桥先生所谓文章应避“一身一家之事”，而应专注属“天地万物之事”的忧国忧民，实则是一种宏大叙事的主张：重群体，轻个体，重纪纲与秩序，轻自在与本性，只有责任没有权利。这又与他那“文必切于日用”的主张相矛盾。但是，郑板桥的叙事方式和视角在中国历史上是普遍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本来是连续而一体的，但越来越省略成偏重甚至只是治国和平天下了。总体上，这可能也是致使中国历史上排挤以至打击个人主义，学说学问缺乏个人主义方法论的文化根源所在。这种状况，导致中国社会缺乏激励性，约束和压抑过多，社会的创新精神缺乏。

  个人主义方法论，不仅是近现代哲学理性与科学理性的体现，奠定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析基础与框架。个体，不是“单个数”，而是集体和“平均数”，若将个体当作集体的附属，当作无自在自由的木偶，甚至只是一种虚拟，那一定是令人生厌甚或十分疯狂的“假大空”。如此说来，“一家一身之事”正是“天地万物之事”的根源与归宿，只谈后者而不讲前者，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干瘪僵硬，了无生气。

  时至今日，抽象思辨理性，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实在，以及两者如何结合，仍然是中国社会在孜孜以求的努力方向。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