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育琨

  任正非入选《时代》周刊2013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位人物。《时代》周刊对任的评说是：“他是世界上最富争议的企业家：在国内业界，他是可与国际同行业一比高下的通信巨头掌门人；在国外批评者眼中，他的公司是潜在的安全威胁。有人评说：‘他的神秘如同他的不凡’。”

  任正非是个行动与思想的巨人。巨人既有浇不灭的阳光心态，更有一路跌宕起伏的精神磨难。

  任正非无私、无畏、无为，在落寞的窘况中创办华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磨难呀！在国有公司打工做生意被骗，被逼辞职，家庭跟着解体。那时的任正非下有一儿一女要抚养，上有退休的双亲要赡养，还要兼顾6个弟妹的生活。

  那时，他没有背景，没有资金，没有人脉，没有经营能力。对他来说，低调、谦合、懦弱，不是刻意而为，而是摆在眼前的现实。他所能依靠的，仅是几个意气相投的人，同患难共甘苦。为了把人拢在一起，公司设立之初，他听从了父亲的建议，可借鉴民国时的做法：人人参与干股分红。说俗一点，华为开始就是个“分赃文化”。一如《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所描述的那样，“大家一起去海上抢银子，任正非就是海盗头子，抢到银子谁抢得越多，分得也越多，海盗头子既领着大家去抢银子，又是银子的分配者”。

  盗亦有道。海盗们这种以人为本的共生、共有、共荣的大义名分，让海盗们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共同的利益与共同的命运，让海盗们各个奋勇争先。乔布斯发现了这个长处，还特地弄出了一系列项目的海盗船，让每个参与者，都能发挥出意想不到的潜力。其实，所有民营公司创立之初，都有这种海盗或梁山好汉情结。在草创阶段，都会是论功行赏，多劳多得。可是，随着公司发展壮大，简单的事情被渗透进复杂关系的冷暖考量，分配就不再那么简单与纯粹了。这时，创始人往往就会被成功俘虏，被拖拽着渐渐沦为自以为是的乾纲独断的帝王。“义”倒了，“权威”竖起来了。

  但任正非掌门的华为没有变。他有着对人对物的恭敬心。他清楚，顶尖产品的研发他不行，与客户的交流他不行，他所擅长的仅仅是组织起一批苦孩子，多劳多得，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发扬土狼团队文化，奋斗前行。

  公司发展壮大了，苦孩子已身家不菲了，他发现公司也难以驾驭了。于是，他开始厘定华为的基本法，试图把那些激励华为前进的精神永固下来。可当华为基本法完成后，一种巨大的无意义也在他的内心涌现。

  这时，他又把视线转向了西方。开始了他全盘西化的“削足适履”征程。土狼精神加西装革履，让西方商界惊诧与恐惧同生。思科起诉华为，试图把华为捏死在手心里。内部危机也出其不意地爆发了，技术领军人物李一男出走后掀起了港湾危机，动摇着华为的根本。2000年前后，内外五六个重大危机同时爆发，硬汉任正非有点招架不住了。他陷入了最危机的时刻：抑郁症死死地缠住了他。

  抑郁症看上去是一种精神疾病，其实是一个人叩问生命意义的内化过程。“孤独，你配吗？”把尼采的这个名言转换一下就是：“抑郁症，你配吗？” 他孤独，没法与人交流，他感觉什么地方不对，又不知道什么地方让他不安。

  以奋斗者为本的激励机制，极大地调动了中国众多“屌丝”的奋斗精神。为此，他给最高工资，给最多股份，给最多奖励，给最大荣耀，甚至出差报账时也给最大方便……只是，实现了财富梦想后的华为人还可以有什么？当老员工日渐失去创造力却占着位置而新员工进来又无从施展怎么办？继续本着以物质利益极大化的刺激是长青基业之道的任正非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与挣扎之中。

  没有人能理解任正非的苦痛与挣扎。于是，这个倔强硬汉的涅槃，被冠之以抑郁症。有华为内部背景的两本书，从书名上看，都有点忧患意识：《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与《华为还能走多远？》。这是偶然巧合，还是有着任正非的烙印？我想，任正非昼夜思考的问题可能是：华为离生命企业还有多远？这个问题是根本，其他都是术。

  一个月前，任正非发出了一封致员工的信，明言“华为10年内不上市，家族成员永不接班”。这封信显示了巨人转身的勇猛与果敢。任正非想让华为这辆战车慢下来，以给内化的蜕变留出时间。任正非对接班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只是他的家族成员不具备接班人的品质，就是现有华为的顶梁柱们，也一时还欠缺一些东西。这是任正非真正恐惧与不安之所在。他知道，能把华为这杆大旗扛下去的人，一定是“精神内驱、道德外驱”的领导者。接班人需要“知其雄守其雌”，而内化成“天下溪”；需要“知其白守其黑”，而内化成“天下式”；需要“知其荣守其辱”而内化成“天下谷”。

  慢下来，静下来，内化之路才可以开始。心静天地悉皆归。

  （作者系北京大学民营研究院企业家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