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晓波

  彼得·德鲁克无疑是个值得一读再读的管理学大师。基于这样的态度，我再次翻开了德鲁克的名作之一《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创新力也好，企业家精神也罢，都是当下中国所极为稀缺的。

  在这本著作里，这位深邃的思想者谈到了创新的实践、企业家精神的实践，以及企业家战略。他告诉我们，创新要有目的性，要创造出新价值，还需要行动和实践——缺少实践的创新理念，并没有真正的价值。有意思的是，作为管理学者的德鲁克，在这本书作中似超越了本位，特意在“结论”中阐述了“企业家社会”。在他看来，“企业家社会”是克服福利社会之弊的一种社会生态。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社会，是社会资源大量流向创业者、创富者、创新者的社会，是能够为创新力量提供自由和空间的社会。

  这本德鲁克写于近30年前的著作，今日读来竟毫无时代的隔膜，这不能不归因于德鲁克的前瞻力与思考力。思想的魅力如此打动人心。我还有一种更深切的感受，即德鲁克的写作，最终指向了对个人的关注与关爱。德鲁克谈创新，谈企业家精神，并没有将这些概念奉为偶像。在他那里，这些都不过只是手段，而非目标本身。目标是什么呢？是通过创新力的提升与企业家精神的张扬，最终造福于社会，使得每个社会个体从中获益。

  美国管理学者吉姆·柯林斯曾总结德鲁克的方法论有四个要素：他向窗外望，而不是对镜自照；他总是从结果出发；他大胆提出问题；他所有的著作都倾注了对个人的关爱。柯林斯在《德鲁克的遗产》中写道：德鲁克有时会说话尖刻，不耐烦，偶尔也会发脾气。但是，在尖刻的表象背后，在他著作的每一页背后，伫立的都是一个对个人充满非凡关爱的人。

  或者可以这么说，德鲁克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使我们的经济更富成效，而且是使我们整个社会更富成效并充满仁慈。德鲁克认为，若把人仅仅视作实现目的的手段，而忽略人性本身，那是非常不道德的。从他写的大量关于机构和社会的书中可以看出，他对个人怀着最深切的关注。由此多少能够看出，何以这位管理学大师能超越于一般学者的缘由。德鲁克的管理学思考，绝不仅仅是为了管理而管理——说到底，管理不是最终目标，人才是。

  一个人思想理念的形成，不可能是凭空的。作为商业思想家，德鲁克的思想背后亦有一个产生过程和动力机制。某种意义上，对我而言，探求德鲁克的这个思想形成过程，比之对其关于创新及企业家精神等纯粹管理学层面的思考，更饶有兴趣。

  一位研究德鲁克的学者曾如此描述这位大师的思想根源：德语文化的滋润、管理咨询经验的滋养、熊彼特以及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传承，还有基督教的精神，共同作用于德鲁克一路的思想成长。这个概述大体是不错的。每个人的精神世界的养成，都与文化、个体经历、宗教信仰（如果有的话）等因素密切相关。而在谈及德鲁克的思想根源时，至少有必要提及这样两个名字：一位是英国政治哲学家柏克，另一位是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

  德鲁克似乎是个特立独行者，无论后人如何评价这位大师，都不可否认一个事实，即德鲁克学识渊博。他自称早年胡乱读了很多书。与柏克的相遇，引发了他强烈的共鸣。柏克曾写过著名的《法国革命论》，试图强调政治学和政治家们在一个动荡时期的首要任务是找寻继承和变革之间的平衡。柏克厌恶毁灭性的破坏，这对年轻的德鲁克很有启发。在德鲁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里，反对暴力，反对激进等理念的形成，也就自然而然。

  另一个深刻影响了德鲁克的人是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现代人本心理学先驱克尔凯郭尔。很多人喜欢提及这样一个细节：年少的德鲁克在相遇了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与战栗》后，“人生观改变了”。他在晚年曾这么回忆：“我立刻就明白，我发现了一个崭新的、至关重要的生存维度。”以管理学大师著称于世的德鲁克早年曾写过一本和管理学关系不大的书《经济人的终结：极权主义的渊源》。在那时，德鲁克正处于他所感叹的“深深绝望的年月”。正是克尔凯郭尔，帮助他摆脱了精神上的困顿。

  德鲁克在其学术中倾注的对个人的关爱，无疑与其信仰背景密不可分。强调救赎、博爱、饶恕的基督教精神伦理，作用于德鲁克的整个生命当中。把握住这一点，德鲁克“著作的每一页背后，伫立的都是一个对个人充满非凡关爱的人”，便很好理解了。

  德鲁克一生奉献了许多原创性的深刻的管理思想，而我尤为看重他对个体生命的关爱。倘若缺少这样的精神底蕴，则学者至多是个学术匠人，企业家也不过是赚钱工具而已。在今天中国社会道德严重滑坡的背景下，在中国商人群体社会责任感总体淡漠的背景下，读德鲁克，不仅要向他学创新，学其提供的各种管理工具，更要效法那对人的关爱之心——这才是德鲁克思想最核心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