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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改革能催生新红利
    实现经济新平衡
    2013-06-01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吴 歌
      《渐行渐远的红利》
      ——寻找中国新平衡
      彭文生 著
      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3年4月出版

      —— 评《渐行渐远的红利》

      ⊙吴 歌

      

      过去三十年,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是制度变革和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红利。但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长周期放缓的阶段,包括加入WTO的多个制度红利已经释放,而人口结构正朝着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变化,房地产泡沫则在挤压实体经济。面对这种形势,时下国内外经济学界流行一种“中国发展到现在,红利已经用完了”的论调。对此我抱有一定的警惕,前几天读成思危、厉以宁、吴敬琏、林毅夫等19位学者的研究文集《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发现诸多学者也不赞同这种论调,并在努力从不同的角度论述如何确保红利时代的延续。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的这部《渐行渐远的红利——寻找中国新平衡》,则在建构适应“后红利时代”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以期通过探讨经济结构再平衡的多种方案,为调整长期发展方式奠定思想基础。

      对照着读,颇觉意味深长。两著均认为当前中国,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改革红利以及全球化红利,均在变薄、稀释,面临见顶回落趋势,两著也不约而同地承认,延续红利的最佳方式是改革。至于改革的具体方式,则各有主张,比如在《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中,厉以宁认为要从继续推进制度改革入手,吴敬琏认为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林毅夫则从技术创新、结构转型、市场运行良好三个方面阐释后发优势。而彭文生的观点则是,我们在旧红利时代构建了一种平衡,新红利时代固然脱胎于此,但肯定有一些平衡被打破,需要通过改革来重建能够催生新红利的新平衡。

      为此,彭文生提供一个了具有新思考和新视角的宏观分析框架。他认为,全球金融危机使传统政策框架和理论基础受到重大冲击,而在人们对全球金融危机产生原因和冲击的反思的过程中,主流分析框架越来越凸显出三个重大局限性,包括对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的变动重视不够;在把握货币信用周期及其影响上存在局限;欠缺对制度变化影响人们经济行为的分析。彭文生试图在主流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下,更多结合资产价格和货币信用周期的分析,尤其是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及其影响。同时,他还试图超越货币政策的短期影响来分析货币信用的长周期演变规律。制度变迁和结构政策演变是贯穿这种分析的一条主线,在分析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制度变革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的影响的基础上,探讨现在面临的问题、未来结构改革的方向及其影响。另一条主线是人口结构的变化,虽然变动缓慢,但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却不一定是线性和平均的。这中间有个累积过程,有些影响的释放是不均匀的。彭文生的分析显示,西方国家在金融危机前的大缓和时期,资产价格泡沫,以及其破灭导致的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都与人口结构的变动有关。

      和厉以宁等学者一样,彭文生也认为中国经济正处在增长阶段转换和寻求新平衡的关键期。由于劳动力供给和资本存量增长放缓的态势难以改变,未来增长的关键在于以改革(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彭文生横向比较了一些发达和新兴市场国家从1992年到2007年的增长结构。分析显示,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达到一半左右,劳动力贡献了6%,资本贡献了43%,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显著超过同时期其他国家。过去三十年的三次经济增长加速期和三次大的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反映改革带来的经济体制和组织形式的变化,以及对外开放带来的竞争环境的变化。而随着改革红利的释放,三个快速上升期后,都伴随着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如何通过改革,实现中国新平衡?彭文生提出了“中国新平衡——转型的政策路径”。具体说来,是妥善处理好五方面关系。一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经济社会环境和改革开放早期相比已发生很大变化,应把降低贫富差距放在相对突出的地位,尤其是既能增加效率又促进公平的改革措施,包括降低行业垄断、增加竞争以改善要素分配,公共服务均等化,财税改革以调节禀赋差异。二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共部门的“越位”和“缺位”的现象必须纠正,政府主体应退出竞争性经济活动,加快要素价格改革,放松管制包括利率市场化,但在市场失效的领域则应加大公共产品的提供,尤其是环境保护,需营造促进公平竞争的法规环境。三是上一代与下一代的关系。人口不均衡发展带来广泛而深远的社会经济影响,因此在计划生育政策上须有新思路,以求逐渐改善人口结构;在改善同一代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的同时,公共政策应关注代际间的收入转移,包括退休安排机制。四是金融与实体的关系。在进一步市场化,促进融资效率的同时,严控房地产泡沫与管理信用扩张带来的风险应是平衡实体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着力点。五是需求与供给的关系,以总需求管理为导向的宏观经济政策应顾及中长期对供给面的影响,改进财政政策逆周期操作的方式与载体,货币政策在紧盯平衡增长和通胀目标时,也注意实体经济周期和货币信用周期的差异。

      在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的历史关头,我们遭遇的也并不全是坏消息。随着新的发展模式逐渐确立,新的历史契机和红利开始呈现。机会从不缺少,缺少的是发现机会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