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盲目心理学》

  ⊙郑渝川

  1942年，年轻的女医生爱丽丝·斯图尔特来到英国牛津，担任拉德克利夫医院住院医师。她的医术和医德很快获得了认可，成了当时加入英国皇家内科医师协会最年轻的医生。她还参与流行病学研究。1953年至1955年，在仅获得1000英镑的资助下，爱丽丝对全英203个县开展了死于白血病和其他癌症的儿童的病因调查。她发表在1958年的《英国医学杂志》研究报告向同行和社会宣告：如果胎儿曾接受过X光照射，在出生后10年内罹患癌症的可能性是那些没有接受过X光照射胎儿的两倍！

  爱丽丝的研究发现，后来数十年间在英国、美国等国被反复验证。但可悲的是，直到1980年，美国大部分医疗机构才在孕妇检查身体时弃用X光，英国医院终止此做法还要再拖上几年。

  为什么用了这么长时间才停止已被明确证明有害的检查方法呢？全球著名心理学家、波士顿大学客座教授玛格丽特·赫夫曼在《盲目心理学》中解释说，爱丽丝的研究成果得不到同行重视和社会接纳，直观原因是当时的另一位更著名的流行病学家理查德·多尔不想让爱丽丝出人头地，以学阀的姿态打压后辈；但更为关键的原因是，X光的发现曾经是医学应用的革命性技术，包括医学科学家和医生都高度认可这项技术的作用，而全球各工业化国家的医院也大量采购了放射装备，因此，不同角色的人即便对爱丽丝本人不存在偏见，也会下意识地排斥她提出的X光有害的观点——因为排斥，几十年间，全球又新增加了巨量因为接受X光照射而罹患癌症的儿童。

  这就是颇为典型的盲目心理。类似的例子并不难找，玛格丽特·赫夫曼在这本《盲目心理学》就谈到了美联储前主席、曾大受华尔街和全美投资者追捧的格林斯潘。格老坚定地认为所有的政府干预和监管都是有害的，笃信市场经自发调节将会达到完美状态；但有悖于其他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格林斯潘在就任美联储主席后，通过增量式改变，不断消解美国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基础，他花了十多年时间促成了罗斯福新政时期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在克林顿任期内被废止，为金融衍生品的大规模发展铺平了道路，终于上演2007年至2009年由美国次贷危机触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酿成1929年大萧条后最为严重经济损失。美国国会为此召令格林斯潘接受质询，而他在承认放松、取消监管放大金融危险的事实前提下，仍不愿意表述“市场万能”理论行不通。

  爱丽丝的科学发现被几乎整个医学界、医学科学界漠视，而格林斯潘无论面对怎样的事实，仍坚持所谓的信念，两起案例的共同特点就在于，某种错误或过时的信念可能导致人们闭目塞听，拒绝接受或正视与信念相悖的事实信息。

  盲目心理还表现为人们在工作和生活环境中，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求同不存异倾向。玛格丽特·赫夫曼指出，我们喜欢自己，相当重要的原因是了解自己，对自己很熟悉，因此会推及特征上与自己相同的人，由此来保证社交中的熟悉和安全。在近现代，工业化和都市化以极快的节奏推进，人们不得不学会与大量特征完全不同于自己的人接触，大众媒体的发达、科学和文科学科的增多，都是以半强制的方式迫使人至少要接触与自己原有信念不一致的思想、知识、观点。

  然而，进入互联网时代，我们已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一番重组聚集，我们还是更愿意乃至只愿意阅读自己喜欢的内容、跟自己观点相同的网友聊天、到与自己价值观相符的城市和用人单位工作。这就是哈佛大学教授卡斯·桑德坦提出的所谓“群体极化效应”：志同道合的人组成的群体聚在一起时，我们彼此不会怀疑，并且使得相互的观点更加极端。很自然，不同群体的对话将因此更趋于极端化。

  当代人工作节奏更快、睡眠时间相对更少，并因更多信息而减少花在处理单条信息、做出某项决策上的时间。研究发现，缺乏睡眠、长时间工作或投入高度紧张的其他任务，会导致人的思考陷入严重迟钝，这将使人更为匆忙地判断和决策——而在这样的状态下，人的道德意识也更加模糊。来自美军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丑闻调查显示，涉事的美军士兵工作时间相当长，虐囚的举动便由此更为随意，涉事者甚至根本没有觉察到这种举动与他的道德信条之间有什么相悖。

  《盲目心理学》书中还提到了以下几类盲目心理：“每个人都知道有问题，但就是没人说”、“服从命令”、“袖手旁观”、鸵鸟心态（“眼不见心不烦”），分别提及了多个具体形象的案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各种盲目心理的成因、危害。玛格丽特·赫夫曼最后提到的这几类盲目心理，或与当事人的盲从性相关，对错误事实采取了熟视无睹的态度，这正是我们生活、职场乃至社会大环境中许多个体、群体悲剧的成因。事实上，如果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我们能以恰当的方式挺身而出、对存在明显偏差的命令提出异议、对他人的危难给予及时援助、正视个人或组织面临的问题而非视而不见，代价就会没有我们所估量的那么严重，成效也常常远超我们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