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东

  “每个问题都有两面，一面是正确，一面是错误，夹在对与错中间的则是邪恶。”“站在路中间是非常危险的，两个方向的汽车都会把你撞倒。” 两段话很像一个人说的，其实出自两个人。这两段话都是一种彻底不妥协的宣示，只能选两端，没有中庸，也最反感并坚决反对中庸。第一句话重在哲学理论与思想，意味着不是对就是错，即使有中间灰色地带，那也是邪恶的。第二句话主要就行动和实践意义而言的，想避免两个方向的双重失败，就不能站在中间。最坏的选择是走中间道路。

  这两段话出自20世纪两位杰出女性，她们的思想到今天仍然影响广泛而深远。她们拥有的是坚定而不妥协的信念，头脑清晰的理性精神，强大而锐利的批判力，信奉个人主义，执著于捍卫自由主义理念的思想和行动，都属于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勇于从少数派立场出发，坚持不懈地冲破弥漫社会笼罩公众的多数派偏见与谬误，赢得了迄今为止绝大部分人的尊重。她们的人生历程都被改编成电影，搬上了银幕。

  前者是安·兰德，后者是撒切尔夫人，两人相差20岁。生于1905年的兰德，在前苏联完成大学教育，21岁移居美国。她对两种社会制度与体制有着深切的对照和感受，她的道德观和政治哲学思想承继了亚里士多德，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了时代变迁特征而有所发展。她的经济观念是亚当·斯密式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可惜的是，宣称以兰德为导师并深受兰德影响的格林斯潘，在长期执掌美联储期间，却几乎完全背离了兰德的经济观，以大肆印发钞票为手段干预经济运行。

  安·兰德是现实主义的，这体现在她倡导的客观主义运动中，更融入其文学和哲学著作中。她从现实的客观主义出发，总能一针见血地戳穿弥漫当时社会的那种乌托邦幻想，对被这种幻想浸淫的那些成年人的虚伪和自负也总是一剑封喉，又总能直截了当地挑起青年人那根远离乌托邦的叛逆神经。在她1982年去世后，那些当年追随她的青年人已成为社会主体，这使其思想影响有增无减。

  作为政治行动主义者，撒切尔夫人展现了独一无二的领导才能和魄力，改变了英国甚至世界的方向。如同兰德，撒切尔夫人是彻底的不妥协主义者，无论是在政治理念上还是在政治实践中：“如果你打算对任何事情都随时准备妥协，那你将一事无成。”

  对于经济自由，用曾是经济事务所（这一机构连同政策研究中心是撒切尔夫人所依赖的两个最重要智库）负责人约翰·布伦德尔的话说，撒切尔夫人表现得比亚当·斯密还要亚当·斯密。她高声宣扬：“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自由。” 她深受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也从不掩饰对哈耶克及其著作的崇拜。

  在政治实践中，撒切尔夫人反对“共识政治”，鄙视平庸的共识，认为那恰恰导致贫困的根源。她讲：“在我们党内还有很多人相信‘共识政治’。我称他们是卖国贼，是叛徒。我不是随便说说，我是当真的。”她与工会的对抗及其对后者的改造，私有化运行，对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和救济体系的改革，以简化为方向的税制改革和财政平衡实践，都是其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理念的贯彻实施。正因为撒切尔夫人的不妥协本性，在铸造了其政治成就的同时，也使其在执政后期缺乏随形势变化的灵活性，并日益变得过于“自豪、自尊与自怡”，以至自以为是，刚愎自用，使得众叛亲离，失去了支持，被迫辞职。

  无论这两位著名女性是那么的相像，道德信仰相同，政治理念相同，奋斗精神相同。有趣的是，没有迹象表明撒切尔夫人受到兰德的影响，也没有迹象显示兰德读过哈耶克。但可以确认的是，那位与撒切尔夫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国际舞台上声气相求并有着极好友谊的美国里根总统，是位兰德的追随者，深受兰德哲学思想的影响。

  这两位女性的不妥协主义，使人想起让·雅克·卢梭的不妥协性。但她们与卢梭的那种不妥协却又有着原则上的不同。她们崇尚理性，而卢梭却最终将理性彻底抛出“舱外”，只受内在情愫的左右；她们并没有像卢梭那样认为人生来平等，撒切尔夫人就大声宣称：“不要假装着人人平等！”她们也没有像卢梭那样宣扬个人是善的社会是恶的，而是认为个人善恶兼有，她们眼里压根儿就没有社会。因此，她们的政治理念和行动并不是像卢梭那样鼓动暴力革命推翻社会，而是通过改革，充分解放个人思想和创造力，构建基于法治的自由主义秩序。

  岁月更替，时间只在一个方向上流逝，人类文明在这个一维时间通道上演进。对这个演进而言，历史不会重复，历史却又一再重复。这看似矛盾，其实根本没有矛盾，就像兰德所说：“矛盾是不存在的，当你发现你面对矛盾的时候，查查你的前提，你会发现它们中有一个是错的。”

  在这一不存在矛盾的重复又不重复的演进道路上，大西洋两岸的这两位女性留给了值得人类永远解读和阐发的思想与实践。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