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史正富《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

  ⊙潘启雯

  各国不少学者近年来都在研究“中国奇迹”，并从全方位、多层次和宽领域探寻“中国奇迹”的奥秘。然而对“中国奇迹”的未来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悲观派认为，中国目前情况不错，但存在着深层次问题，如腐败、贫富不均、环境内在的社会不稳定等。有的甚至还认为中国会马上崩溃。乐观派则认为，“中国奇迹”必将持续下去，而且还认为中国目前的一切简直就是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模板。上海同华投资集团董事长、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显然是后者。他在新作《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中大胆判断出，中国有可能创造人类历史上长达70年之久的高速增长奇迹，“中国从2013年至2049年仍将维持平均每年7%的经济增长”。

  他的依据是，中国正在形成一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新型市场经济体制，即“包含了战略性中央政府、竞争性地方政府和竞争性企业系统的‘三维市场体制’，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较于西方“两维”市场经济，“三维市场体制”的优势在于：中央政府有战略领导力，地方政府有发展推动力，企业有创新活力，三位一体形成了“中国特色”。为了说明地方政府为什么有发展推动力，史正富特别援引了张五常的观点，中国地方政府收入中有一部分不是 “税”而是“租”，这不仅很好解释了地方政府分享辖区内企业收益权的合理性及由此产生的动力，而且对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地方政府的双重属性大有裨益，同时这种综合分析也为“呼唤中国人自己的话语创新”提供了一个全新观察视角。

  按史正富的分析，在“三维市场体制”中，竞争中的企业着力创新、谋求发展，是资源配置的微观主体；竞争中的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等多种方法构造了可持续的“投资激励体系”，降低企业投资创业的投资成本，从而提高企业均衡投资水平，并通过提供类似“总部服务”的职能帮助企业突破部门官僚主义的障碍，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超强投资驱动力”；中央政府在制定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基础上，一面总揽全局把握发展与稳定的平衡，一面抓住全球化契机，审时度势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有效吸纳了美国消费赤字、财政赤字、贸易赤字提供的“国际超常购买力”，从而为中国的高投资和高增长创造了额外的市场机会。正是这种中国体制产生的“超强投资驱动力”，加上“国际市场的超常购买力”，使中国经济得以避免常规市场经济中必然存在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创造出“超常增长”与“超低波动”并存的奇迹。

  史正富认为，中美经济在过去30多年无意中形成了互补性战略配对，各自均以对方为依存，缺一不可，其长期后果则是两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失衡。中国追求“不平衡的高速增长”，特征是所谓“三低三高”，即“低工资→低消费占比→低内需市场，高投资→高增长→高外贸盈余”；美国则“维持不平衡的赤字经济运行”，即“低投资→低增长→高外贸赤字，高资产泡沫→高消费→高家庭赤字”。由此，史正富进一步论证，世界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将取决于中美战略与模式同步转型能否成功。应该说，这一关于世界经济失衡原因的历史分析是比较客观和公允的。

  通览全书，史正富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和走向的研判，在第五章“新增长阶段的超常增长” 中最为透彻，尤其对2013年至2049年的未来36年中国经济能达成的增长的假设，从“常规增长”和“超常增长”两个维度有令人信服的分析。

  先看常规增长。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达到9%以上，其中属于市场经济常规增长的部分约7%，另外2%以上则来源于中国特色的超常增长机制。假设未来36年，前18年常规增长率降至6%，后18年降至4%，则36年的常规增长率为平均每年5%。应该说，这一假设不算乐观。

  再来看超常增长的力量。供给方面，基本框架不变，只要对现行的“三维市场体制”加以改进便可保持超常投资力，从而继续保障超常增长投资支撑。需求方面，虽然美联储驱动的国际超常购买力不再存在，但以中国未来每年内生超常购买力的超常拉动，似可假设平均每年还能叠加约2个百分点的超常增长。这就意味着2013年至2031前18年的年均增长将提高至8%左右，后18年为6%左右，那36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便升为7%左右。

  史正富以此推断，到2049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大约570万亿元。如按5:1的美元汇率计，则为114万亿美元。按人口规模15亿计，人均GDP约为38万元人民币或约7.6万美元。假设同期美国经济年均增长2%，则其36年经济总量将增长约一倍，届时经济总量约为32万亿美元。这也就是说到2049年，即使按5:1的汇率计，中国经济总量也将达到美国的三倍多。而人均GDP，中国大约是美国的70%强。相映成趣的是，史正富这一模拟性预测与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教授的预测相当一致。

  有数据、有对比、有评估，且36年长时段的“远观”比“近视”更有穿透力，由此史正富将人们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可能增长或走向认识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高度。

  近年来，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改革正进入“深水区”，在资源、环境、民生、收入分配、城乡二元结构和腐败等方面存在较为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对此，史正富似乎不太苟同：“如果说改革还存在‘深水区’的话，那只能是指政治体制层面；就经济体制而言，改革已走出了基本体制转换的‘深水区’。从这个角度说，真正的经济改革‘深水区’发生在20世纪后20年，真正困难的部分已基本攻克。”对于中国未来需要继续改革的核心主题，史正富毫不避讳地指出：是“政府再造”，提升政府效能，提高廉政水平，使政府的运行和市场经济更加适应。围绕这一总目标，必然涉及政府部分的组织变革及业务模式的流程再造。

  在新的增长阶段中，“三维市场体制”作为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制度基础仍将有效运行，“长期来看，虽然消费升级、产业升级、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等预示着未来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发展空间，但这些只是市场经济常态运行下的需求，对应的只是市场经济的常规经济增长。要实现前述超常增长，还需要市场体系之外的某种第三方需求。”过去以美元超发为基础的国际超常购买力，未来有什么类似的长期购买力可以替代？史正富的看法是：关键在于寻找到能使过度储蓄与额外投资相连结的恰当机制，从而同时解决两方面难题。依他的设想，设立综合性国家发展战略基金不失为一种选择，即实施对生态资产与战略性资源的长期投资，在为常规市场运行注入超常购买力的同时，建设并永续运营国家战略性基础资产。对生态建设、国土整治、能源资源、人力资本等战略性瓶颈要素的投入，是中国长期发展与人民长期福祉所必需的战略性基础工程。只要运作正常，就极有可能成为回报较好的长期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