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当前经济热点问题，上证报记者对话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日方

  关于城镇化

  ●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难点在于户籍制度改革

  ●农民工市民化可作为衡量新型城镇化进程的一个指标

  ●城中村的存在，是城市政府管理和服务缺位的表现

  关于中国经济

  ●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减速不可避免，不值得大惊小怪

  ●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一旦与潜在增长率脱节，通胀等将出现

  ●我国在劳动力供给和投资效率方面仍然存在很大潜力

  近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各类城市具体的城镇化路径，户籍制度改革成为最大亮点。

  那么，随着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逐步明晰，中国经济能否保持健康发展态势，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平稳缓行？对此，上海证券报记者专访了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

  ⊙记者 卢晓平 ○编辑 枫林

  以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镇化

  记者：您一直以来明确表示，户籍制度阻碍了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近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作了《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明确各类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放开的路径。您对此有什么建议？

  蔡■：《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明确指出，我国将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

  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难点在于户籍制度阻碍了城镇化。城镇化过程中“人”的城镇化滞后于“土地”的城镇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户籍制度。政府这次给新型城镇化开了药方，要求我们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有关城市规模界限设计、城镇化评估体系等问题都需要认真思考。

  我认为，应该把农民工的市民化和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作为一个衡量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指标。虽然我们不需要以考核的方式推进城镇化，但确立一个更加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指标，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只有以人为核心，城镇化才可能发挥其功能，即稳定劳动力供给、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以及扩大消费需求，使经济增长更可持续。

  为了防止以城镇化的名义“大干快上”，延续靠大规模投资和土地开发摊大饼的模式，我建议适当降低今后的城镇化预期速度，即略低于每年城市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的预期。今后一段时间的城镇化，主要是解决53%的城市化率与35%非农户口比例之间的差别，这个差别背后就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不够，也是均等化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差别。

  记者：城中村改造也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您有什么建议？

  蔡■：农民工的市民化意味着基本公共服务要实现均等化，新移民要和谐地融入城市经济活动、生活和社区。城中村的存在暴露出一些与城市病类似的问题，是城市政府管理和服务缺位的表现，特别是公共服务区别对待的后果，并且进一步妨碍着政府对新移民的管理与服务。所以，基本公共服务欠缺是城市病的根源。国际经验和教训表明，这样一种社会分割会带来巨大的社会风险，带来潜在的社会冲突。

  目前，很大一部分农民工已经是在城市长大和上学，不再预期回到农村。因此，必须从长计议，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新型城镇化必然要对新移民的居住格局进行重构，城中村改造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方式不应该是简单的拆或者迁，而是用平等的待遇和公共服务，把农民工及其家庭吸引到城市社区中来。

  中国经济可以实现平稳缓行

  记者：您是国内最早预言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学者，您还就中国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红利的消失，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和建议。其实，无论是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还是日本高速发展后20多年陷入增长泥潭案例，都给正在转型放慢发展脚步的中国经济敲响警钟。您怎样看？

  蔡■：先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一般分为四部曲：增长减速、经济停滞、社会问题、体制固化。在第一步增长减速过程中，是人口红利消失导致的经济增长减速。

  2010年我们做了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至59岁人口已经增长到它的峰值，2010年之后劳动力的基础是负增长，第一年负增长减了一点点我们没有注意；第二年一下减了345万。相应的是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人口老龄化快速到来。所以，劳动人口年龄从正到负，人口抚养比是从负到正，是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经济降速的根本性转折。

  目前，我们正处于第一个阶段，或将面临人口红利消失。那么，如何摆脱后续的三种情况，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李克强总理说，我们要通过改革获得制度红利。就是说，我们要通过改革保持中国的可持续增长，尽管我们不一定追求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要有可持续性。制度红利就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潜在增长率，我们就不需要犯拉动需求的错误。

  同时，我们要从第一次分配领域、再分配领域一块努力来缩小收入差距，尽管我们还没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中国中等收入差距在国际比较来说也算是比较高的，这时候应该着手解决问题。在经济增长速度还可以的时候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那么，当潜在经济增长率越来越低的时候就更难解决。

  另外，老龄化的到来，也使得养老产业、医疗行业等符合老龄化社会的消费亮点将成为新的需求因素。我国经济可以实现平稳缓行，没有问题。

  经济增长要和潜在增长率吻合

  记者：大家最担心今年宏观经济连7.5%都无法保证。

  蔡■：我们应该改变过去经济两位数高增长的心理预期。高速经济增长国家在到达一定阶段之后终究要减速。因此，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减速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所谓潜在增长率，是指在给定的生产要素即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的供给条件下，以及生产率提高的潜力下，所能实现的正常经济增长率。保持经济增长关键在于从供给方提高潜在增长率，而非对需求方刺激。

  基于最新的人口结构变动数据，我们估算的“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GDP的年平均潜在增长率，将分别降至7.2%和6.1%。

  现阶段，即便7%至8%的速度增长，也能实现2020年经济总量比2010年翻番的目标，也不会带来太大的就业问题，而且更有利于结构调整。只要经济实际增长率不低于潜在增长率，生产要素的利用率就是充分的，就能实现充分就业，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现象，社会就能保持稳定。

  相反，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一旦与潜在增长率脱节了，如潜在增长率是6%或7%，而我们还要达到9%的增长速度，通货膨胀、泡沫经济、产能过剩、生产要素扭曲、保护落后等将出现，甚至影响社会稳定。

  目前，我国在劳动力供给和投资效率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潜力。例如，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推动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城镇化，通过投融资体制改革和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都可以显著改善生产要素供给条件，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

  从未来发展看，在经济增长波动下行造成的周期性失业，劳动者技能与市场需求不匹配造成的结构性失业，以及劳动力市场功能不完备造成的摩擦性失业三种类型失业之中，后两种类型长期存在。对此，应未雨绸缪，政策上从仅仅关注就业总量问题，转向更多关注就业结构问题，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迎接未来劳动力市场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