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粮食市场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新矛盾。粮食供求总体上进入紧平衡时代，而粮食生产加工经营主体则面临销售困难和盈利水平不高的困扰；粮食连年增产但进口量总体趋于增加，而城乡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并没有增加迹象。如何看待我国粮食市场规模和粮食市场结构？粮食进口是否冲击或打压我国粮食价格？粮食托市收购对国际国内粮食价格有什么影响？值得关注。
⊙李国祥
粮食紧平衡与粮食安全
未来我国粮食紧平衡可能长期存在，这既可能是短期内偏紧的粮食供求关系带来国内粮价的上涨，又可能是农业资源禀赋条件恶化带来的国内粮食增产约束长期趋紧，也可能是国内粮食产需缺口的扩大带来的对国际粮食市场依赖程度的提高。
暂且不考虑粮食紧平衡是否误判，假定粮食紧平衡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解读粮食紧平衡。
比较2001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价格与消费价格的变化，可以看出二者年度波动方向和幅度基本一致。2004年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粮食生产价格与消费价格涨幅最大的年份，分别比上年上涨26.2%和26.4%，但是二者也有可能不一致。2012年，粮食生产价格与消费价格分别比上年上涨4.8%和4.0%。具体到不同品种和不同时间，粮食生产价格与消费价格也有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如果把粮食价格作为衡量粮食供求关系变化的可观察指标，粮食生产价格和消费价格持续上涨，也基本表明粮食供求关系趋紧。从2001年到2012年，粮食生产价格上涨年份达到10个，粮食消费价格上涨年份也是10个，二者累计上涨幅度分别达到123.6%和106.0%。粮食价格不断上涨，虽然可能与粮食价格干预政策等因素有关，但也不能排除粮食供求关系总体趋紧。
1998年，我国粮食曾达到历史上最高的5.1亿吨水平，当时国内曾出现普遍的卖粮难和粮价低迷，粮食丰年有余十分明显。2012年，我国粮食九年增，总产量达到5.9亿吨，同时进口粮食超过7200万吨，新增粮食供给超过6.6亿吨，创历史新高，但是粮食并没有出现明显普遍的过剩。粮食历史上两个最高产量及其所出现的粮食形势变化表明我国粮食供求关系新的格局已经形成，粮食紧平衡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态势。
首先，我国粮食需求将呈现出刚性增长态势。受到人口增长、城镇化及其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以及粮食用途多元化及其工业用粮增多等因素影响，我国粮食需求将长期保持增长态势。
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长虽然缓慢，但是人口总量仍然在不断地扩大。2012年，我国人口比上年增长只有5.0％。，但是总人口仍然比上年增加669万人，达到13.5亿人。新增人口需要消费更多的粮食。我国正处在快速城镇化阶段，城镇每年新增人口大部分来自农村，这意味着有一部分人不但不生产粮食而且要消费粮食。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差异决定了进城居民将消费更多的粮食。
一般说来，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直接消费的口粮虽然较少，但是消费肉禽蛋奶水产品等动物性食物则相对较多。畜水产品需要饲料粮来转化。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随着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会消费越来越多的动物性食物。未来玉米等饲料粮的需求刚性增长是粮食紧平衡的主导因素之一。
近年来我国粮食深加工虽然受到国家严格控制，但是工业用粮需求仍然十分强劲。随着粮食用途空间的不断拓展和粮食深加工技术的逐步成熟，未来工业消耗粮食可能仍会增加。
其次，我国粮食生产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态势不可逆转。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水缺的国家，特别是水资源与耕地资源不匹配，有土地的地方没有淡水，有淡水的地方没有耕地，进一步加剧了粮食生产资源的紧缺。未来经济建设还需要占用一定的耕地，粮食主产区北移不断地消耗淡水资源以及生态环境负荷加重，都会使得粮食增产的代价越来越沉重。
再次，我国粮食比较效益偏低状况改变十分困难。我国约有2亿农户，每个农户经营的耕地规模过小而地块过多，加上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和劳动力机会成本上升过快，耕地流转租金居高不下，这些因素都始终影响着农民种粮积极性。
我国粮食形势及其影响因素的变化，意味着国内粮食产需缺口将会呈现扩大态势。满足国内粮食消费刚性增长需要，必须依赖国际市场。如果按照我国粮食包括谷物、豆类和薯类口径计算，2012年进口粮食7237万吨，占当年新增供给粮食（粮食总产量+谷物进口量+大豆进口量）的10.9%，这表明我国粮食自给率已经下降到90%以下。
粮食进口规模扩大与粮食安全之间是什么关系？特别地，我国粮食自给率下降，是否意味着粮食安全水平下降？根据国际上评价国家粮食安全所用的国内粮食生产能力和进口能力指标来看，我国粮食进口增加而出现的粮食自给率下降并不必然表明我国粮食不安全风险上升。
我国粮食连续多年增长，2012年粮食总产量明显地超过5.5亿吨，表明我国粮食国内生产能力在不断提高。随着我国多年保持外贸顺差，国家外汇储备充足，农产品进口能力显著提高。据农业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资料，2012年，我国食用农产品进口额（农产品进口总额扣除棉花进口额）约为1005亿美元，与当年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的百分比仅为3%，这一比重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从进口能力来看，我国进口食用农产品所使用的外汇仅仅是国家外汇储备中的很小一部分。外汇并不构成我国农产品进口的约束因素。单纯地用粮食自给率衡量我国粮食安全状况是片面的。
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与粮食消费
需求创造供给。从粮食消费观察粮食市场具有重要意义。综观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食物消费结构变化的一般态势，肉禽蛋奶水产品动物性产品等消费越来越多，而直接口粮消费越来越少。我国也不例外，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城镇化的推进，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正在不断升级。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人均口粮消费量由减少到趋于饱和。
过去的米面等主食人均消费量总体上理应趋于减少。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口粮消费量约在80公斤水平波动，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量则仍在不断减少，2011年农村居民家庭粮食消费量已经下降到约170公斤。
我国人口总量已经进入到低增长阶段，新增人口对于短期内粮食消费影响可以不作为重要因素进行分析。但是，城乡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的明显差异，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具有更深层次的影响。每年大约1000万人到2000万人进入城镇成为常住人口，食物消费结构势必发生变化，直接口粮消费理应低于农村居民人均口粮消费。快速城镇化，人均口粮消费减少，是否意味着粮食市场规模的缩小？
农村居民纳入到城镇居民统计，可能存在着多种情况。农民工进入城镇，收入水平可能会高于常住农村。在消费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农民工直接口粮消费可能会减少，而动物性食物消费会增加，这意味着农民工进入城镇，可能会带来直接口粮的减少和饲料粮的增加，自给性粮食消费的减少和商品化粮食消费的增加，家庭粮食消费的减少和在外用餐中粮食消费的增加。除了农民工外，快速城镇化还包括一部分农村居民因失去土地而成为城镇居民的情形。不管是农民工进入城镇打工，还是一部分农民失去土地，粮食消费市场规模总体上理应趋于扩大。
快速城镇化和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对粮食消费的影响还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包括农民工进入城镇的流动性、新型城镇化的推进。长期以来，受到二元结构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稳定性差，不同城镇间的流动，特别是农民工回流，都可能对粮食市场产生影响。“十八大”提出了新型城镇化，一个重要目标是将农民工市民化。如果农民工市民化取得实效，粮食市场规模扩大的稳定性无疑会增强。显然，农民工市民化难度很大，能否取得实效，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家庭自给性粮食消费量趋于减少而外购粮食消费量趋于增加是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变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工资收入的增长，消费能力的提高，特别是做饭的机会成本上升，时间价值的珍贵，都会带来外购粮食消费的增加。“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大了针对性强的反腐败的力度，大刹大吃大喝之风，倡导“光盘”风气，餐饮业，特别是中高档餐饮业经营受到明显冲击。这是否意味着粮食消费也将会受到影响？根据一般观察，中高档餐饮业主食消费量可能不多，口粮消费可能受到影响较小。相反，大吃大喝少了，快餐业快速发展的机会可能多了。
居民家庭人均粮食消费量虽然减少，或者趋于饱和，但是外购粮食质量的提高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空间。过去，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粮食消费经历了细粮替代粗粮的阶段。但是，随着我国人口的老龄化，以及人们对食物营养结构与健康认识的变化，未来粮食消费结构多元化趋势可能会显现，特别是粗粮消费和简单加工的粮食消费可能反而会出现相对较大的增长空间。
国家粮食支持政策与粮食市场运行
自2004年以来，我国放开了粮食收购市场，并逐步建立了粮食补贴、粮食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制度。粮食补贴政策对粮食市场产生怎样影响？粮食最低收购价与临时收储等托市收购政策对粮食市场产生怎样影响？如何把握粮食补贴政策和粮食托市收购政策？
粮食补贴对粮食价格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粮食补贴有助于扩大粮食生产，降低粮食成本费用，缓解粮食价格上涨压力。粮食直补、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和良种补贴等收入性补贴有助于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良种应用，补偿粮食生产成本。农机具购置补贴有助于促进农业机械化和替代劳动力，提高粮食耕种收机械化程度。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粮食补贴有助于粮食增产，增加粮食市场供给，平抑粮食市场价格。我国粮食已经连续多年增产，与粮食补贴政策不无关系。至于粮食市场价格仍然不断上涨，则可能与影响粮食市场价格的因素更多等有关。
另一方面，粮食补贴可能会促进土地成本的上升，推动粮食价格的上涨。随着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粮食规模化经营的推行，耕地有偿流转的情形越来越多。根据笔者对全国粮食主产区6省份的调查，粮食种植户很少将耕地流转出去，而转入的耕地占种植面积的20%。有些地方按照承包地面积计发粮食补贴，由耕地承包者实际获得粮食补贴，这可能对流转耕地租金的影响是中性的。有些地方按照实际种粮面积计发粮食补贴，并由实际种粮者获得补贴，这势必会带来流转耕地面积租金的上升。
近年来，各地政府纷纷调整粮食补贴政策，重点向种粮大户倾斜。种粮大户为了流转到更多的耕地，也出现了耕地租金不断上升的情形。我国已经明确还将继续增加粮食补贴，新增补贴重点向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组织倾斜，据此不难判断未来粮食生产中的土地成本还将不断上升，这可能会推高粮食市场不断价格。粮食价格上涨，又会进一步推进粮食生产中的土地成本的上升。
为了保护农民利益，我国实行粮食托市收购政策。经验表明，托市收购政策对缓和粮食市场波动起到了积极作用。2004年以来，与蔬菜、生猪等农产品价格波动相比，粮食市场价格波动幅度明显较小，这与粮食托市收购不无关系。但是，粮食托市收购未必就一定带来小麦和稻米价格与最低收购价同幅度上涨，玉米等价格与临时收储价格同幅度上涨，但是往往会带来同方向变化。
粮食托市收购，迟早会带来粮食收购价格与消费价格同方向的变化。2012年夏粮小麦托市收购政策未启动前，小麦收购价格持续低迷，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持续下跌态势；后来随着小麦托市收购政策的启动，小麦收购价格总体上出现了上涨。到2012年末和2013年初，部分地区小麦加工企业还出现了小麦收购困难的局面。粮食托市收购政策对粮食市场运行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粮食收购市场受到托市收购政策的影响，粮食消费市场是否受到粮食托市收购政策的影响？在实际中了解到，一些粮食加工经营企业经常遭遇“稻强米弱”的困境，粮食收购价格高，而粮食加工品销售和价格经常不够理想，出现粮食加工企业利润微薄，甚至亏损的问题。对此出现了各种解释，有的认为是粮食加工产能过剩，有的认为是粮食进口冲击，也有的认为是大型粮食企业扩张挤占市场，也有认为是国际粮商和大规模粮食企业操纵价格，甚至有人指责国内大型粮食企业，特别是粮食外资企业抢购粮源和操纵价格。各种解释可能都有一定的道理，在托市收购政策带来粮食市场扭曲的情况下，粮食消费市场运行更加复杂。
从本质上说，粮食消费市场供求关系对价格的影响更具有决定性。粮食消费市场竞争激烈有目共睹。粮食生产连续多年丰收，粮源总体充足，粮食收购价格上涨态势不可逆转。国家为了控制物价总水平，往往还会倾向于增加粮食进口稳定粮食消费市场。粮食消费市场运行极有可能与粮食收购价格运行态势并不一致。粮食托市收购政策虽然未必带来粮食消费市场一致性的变化，但是它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在我国粮食进口总体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国内托市收购价格对国际粮价是否产生影响，也是把握粮食市场需要考虑的。多年来，一般都认为国际粮食市场价格波动会传导到国内，对国内粮食消费市场带来影响。实际上，随着我国粮食消费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的提高，我国粮食托市收购政策及其国内粮食市场运行对国际粮食市场运行也会产生影响。
如果我国粮食托市收购价格不断提高带来国际粮价的上涨，国际国内粮食价差缩小，那么这可能会挤压粮食进口企业利润空间，减少粮食消费者福利，但是这对国内粮食市场的扭曲效应可能相对较小，对国内粮食加工企业的负面冲击可能也比较小。国际国内粮食价差较小，国内粮食进口动力也可能会不足。如果我国粮食托市收购价格不断提高对国际粮价没有明显影响，考虑到我国粮食生产的劣势性，那么这种情况可能会带来进口增加的压力和走私的出现，国内粮食消费价格受进口的冲击可能比较大。
至于我国粮食托市收购政策是否对国际粮价产生影响，这可能与国际粮食市场结构及其粮价形成机制等有关。如果国际粮食市场结构高度集中，粮食国际贸易和定价话语权由少数企业掌控，我国的粮食托市收购政策极有可能成为影响粮食国际贸易价格的重要影响因素。
粮食市场结构完善与企业兼并重组
随着我国粮食产业化的发展，我国粮食市场结构正在不断改变，集中化趋势不断显现。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推进，粮食生产越来越向主产区集中。受此影响，粮食加工企业也越来越向主产区集中。随着人口向城镇集中，粮食消费市场也呈现出集中化趋势。
虽然我国粮食生产和加工向主产区集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但是粮食收购市场交易关系稳定性仍然较差。我国粮食加工企业总体上仍然众多，粮食消费市场结构高度分散。根据《粮食加工业发展规划（2011-2020）》资料，“十一五”期间，我国规模以上粮食加工企业数量仍然增长了70%，2010年达到1.83万家，其中民营粮食加工企业数量最多，市场份额最大。
在粮食市场价格预期上涨的情况下，不同企业都可能会到市场上抢购粮食；而在粮食市场价格预期下跌的情况下，一些粮食加工企业往往会持观望态度，导致粮食收购市场交易清淡，农民售粮困难。尽管国家托市收购政策和储备吞吐调控粮食市场，但是受到现有粮食微观经营主体预期及其恶性竞争影响，特定时期和局部粮食市场运行也经常遭遇困难。创新粮食微观组织，仍然需要促进我国粮食市场完善。
粮食加工经营企业兼并重组是粮食市场走向成熟的重要途径之一。只有相对集中的粮食市场，才能够与种粮农户和合作社等主体形成紧密的交易关系，发挥龙头企业通过合作社带动农户功能，创新粮食生产经营体系，构建利益分享和风险共管的动力机制，突破粮食标准化生产和合同销售的困境，形成粮食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多赢格局，保障粮食稳定供给与粮食质量安全。相对集中的粮食市场，也会为国家有效调控粮食市场取得实效创造有利的条件。
尽管我国粮食市场规模仍然存在着扩大的潜力，但是部分粮食品种消费已经趋向饱和。总体上说，我国主食市场也越来越趋于饱和。对于特定的粮食加工经营企业来说，面对逐渐趋于饱和的粮食市场，如何开拓粮食销售市场？关键要通过兼并重组扩大企业规模，避免单纯地市场价格竞争，增强企业研发能力，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开发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增强企业实力，通过广告等实施品牌推广；增加销售网点，开拓网上交易等新型流通渠道等。
对于一个特定的粮食加工经营企业来说，通过兼并重组有助于实现潜在的优势和利益。粮食加工经营企业兼并重组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有助于企业在市场价格形成中发挥影响力，改变相互压价或者只能被动接受价格的局面，也有助于更好地掌控粮源，巩固扩大市场销售渠道，提高流通效率。
特别地，粮食加工经营企业兼并重组还有助于改变与粮食零售流通企业不利的地位。随着我国人口向城镇集中，以及零售流通企业连锁经营发展相对较快，超市往往在特定区域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对粮食及其制品等农产品进入超市收取过高的不合理进场费。在货款结算上不及时支付也经常发生。零售流通企业收取名目繁多的费用，并往往长期占用粮食加工经营企业的货款，根本原因是粮食加工企业规模过小且十分分散，没有形成合力，不具备谈判能力。
从长期来看，粮食加工经营企业兼并重要是必然趋势，它既是竞争的需要，又是竞争的结果。粮食行业不同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会存在着差异。通过市场竞争，低效企业会退出产业，高效企业会通过收购和入股参股等方式实现扩张。
既然兼并重组具有潜在的优势和利益，粮食加工经营企业理应有积极性兼并重组，但是我国粮食规模以上加工企业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粮食加工经营企业兼并重组缓慢，除了受到资本市场制约外，也可能与企业家对兼并重组的认识和传统思维等影响有关。
当然，粮食加工经营企业兼并重组也是有风险的，也有可能会失败。降低粮食加工经营企业兼并重组风险，除了政策引导和鼓励以及资金市场支持外，提高相关企业家认识和经营管理能力也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