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翔

  英国巴克莱银行新近创造了一个新经济学术语：“李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按照巴克莱银行的解释，这个似乎在一瞬间就流行起来的经济术语，内涵就是“用短痛换取长期的益处” ，包含三个重要“支柱”：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过去三个月，中国新一届政府顶住了各方面要求出台新经济刺激措施的一再呼吁，因为新一届政府认定，由国家牵头的投资不再是可以持续的了。巴克莱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在上周四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说，要让中国经济走上可持续之路，即未来10年内保持每年6%至8%左右的增长率，李克强经济学恰是中国所需要的。

  正如新一届中国政府领导人在今年3月人大记者招待会的答问时所表示的那样，在中国改革中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但别无选择。推动“李克强经济学”的三个核心组成部分，在中国现有的经济格局之下，都会带来巨大震动。2008年为了应对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中国政府出台了以“四万亿”为核心的经济刺激计划。不可否认在当时的经济背景下，这个规模巨大的刺激方案有其必然性和正当性。毕竟当时中国经济确确实实面临着硬着陆的风险，外需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出口遭遇了“冰点”。让政府面对这种严峻经济形势，“无动于衷地作壁上观”，抑或在当时用引导经济结构转型的方法来渡过危机，都显得过于书卷气地不切实际和理想主义。对我国这样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而言，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不破不立”挤压泡沫的休克疗法，真大有可能造成经济硬着陆，丧失社会稳定性，那么所有经济结构的调整都丧失了成功的可能性。

  中国经济后来遭遇的麻烦，并不在于“四万亿”刺激本身，而是在这个刺激计划执行过程中，固化了原本就不健康的经济结构，以及投资主体的冲动。地方政府本就有扩大投资，狠踩投资拉动经济增速“油门”的冲动，用GDP增速换来政绩的冲动。有了“四万亿”这张“虎皮”在手，地方政府的投资这面“大旗”也就挥舞得格外卖力。这种投资冲动成为2008年之后信贷大扩张和影子银行空前发展的最主要推手之一。巴克莱指出，今年初，中国总的信贷规模已从2008年的9万亿美元跃升至23万亿美元。这家银行发现，尤其值得担心的是，虽然信贷增速超过20%，但近几个季度中国名义GDP增长率却不足10%。而据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中国的过剩产能在2011年10月已超过了GDP的30%这一国际经济危机爆发的警戒线。这显示大量资金被错误配置到了无法产生相应足够弥补资金成本的“僵尸性”的基建项目和重复建设的过剩产能中。而这些“僵尸”项目尽管国企仍然可以从国有银行体系获得较为廉价的资金，但是其他所有制的实体经济部门却不得不面对资金总量充沛下的资金短缺这一尴尬局面。这些情况进一步恶化了民营实体经济部门的经营环境。前不久银行间市场的所谓“钱荒”不过是这种资金错配的一个集中反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去年发布的四号文件显示，中国的平均资本利用率从2007年底的80%降至了2011年的60%，显示着经济运行效率减慢。尽管中国的GDP增长率在2008年危机后迅速恢复，但是IMF发现中国自1997年以来经济增速就低于潜在增速，而这并不完全是由周期性引起的。显然经济结构性问题是主因。经济结构不理顺，更多的经济刺激只会使得每一次后续经济刺激的效果被进一步抵消，更糟糕的是还会加剧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部门债务杠杆进一步走高，埋下未来金融债务危机爆发的种子。所以“李克强经济学”将放弃经济刺激作为第一个支柱。但是这个政策执行起来阻力之大也是显而易见的，上月下旬银行间市场SHIBOR利率高企引发的流动性突然短缺，就已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李克强经济学”中另两个支柱：去杠杆化和经济结构性改革，无疑是当下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急需的两个步骤，也将承受巨大的阻力。去杠杆会带来短期的剧烈阵痛，经济结构性改革就意味着对现有经济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前期沪深股市和债市的剧烈反应再鲜明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而从日前李克强总理在广西调研时首次提出的经济增长“上限”和“下限”来看，经济结构调整不会以经济增长突然“失速”为代价。所以，对“四万亿”刺激计划后遗症的否定与纠正，并不意味着对“休克疗法”的肯定与采纳。不论是“调结构”还是“促转型”，都要在满足中国经济稳定的大前提下逐步推进。当然，这个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充满相关利益主体博弈的动态过程。在增长和转型之间保持平衡，不仅需要经济学知识，更是对执政艺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在未来3至5年的时间窗口，中国经济能否避免硬着陆或者资产泡沫，打造中国经济3.0升级版，完全取决于这个平衡点的把握。

  （作者系英国约克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任教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