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社会病》

  ⊙叶 雷

  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是任何社会形态都存在的。社会发展正是通过不断解决社会问题、社会矛盾而前进的。没有社会矛盾就没有社会发展的动力。但如果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突破社会基本规范，在社会总规范内仍得不到解决，甚至愈演愈烈，那就是社会病了。吴敬琏、张维迎、于建嵘、孙立平、张萍、杜维明等众多知名学者，在不同场合，都曾说过“我们这个社会病了”。那么，病在何处？因何而病？该如何调理治疗？

  新华社深度调查记者李松，在连续推出《中国隐性权力调查》、《中国社会诚信危机调查》两部畅销调查系列作品之后，又一鼓作气推出了第三部调查系列作品《中国社会病》。依然是他一贯的风格，以新闻记者特有的敏锐嗅觉，通过翔实的调查，对当今中国社会病态做了“典型而深刻”的扫描与分析，而且还尝试着做“社会医生”，与他采访的各界精英一起寻求治疗之道。各种因素纠结在一起，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有着远超出外界想象的复杂性、长期性和系统性，自非一人能窥清。但李松的“一人所见”，对我们思考和解决当今中国社会病，却是大有启发意义的。

  李松在《中国社会病》中开门见山，提出他的“社会病”含义：“社会病指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道德缺陷病，以及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一切有失公平、有失水准、不尽合理的不利于人类健康成长、进化以及社会良性进步的所有社会不平衡现象。”杀人不为越货，利刃一次次挥向无辜，母亲从楼上扔下自己的孩子，儿子雇凶杀害自己的父亲和姐姐，穷凶极恶者在公交车上点燃汽油，不满社会者将屠刀一次次对准稚嫩的孩子；无毒不成餐，假酒，瘦肉精，三聚氰胺，苏丹红，染色馒头，溴酸盐，牛肉膏，地沟油……一茬接一茬，你刚唱罢，我又登场；老人倒地不敢扶，亲兄妹为争夺财产反目成仇对簿公堂，曼妙女郎不仅“宁愿坐在宝马里哭泣，也不愿坐在单车上微笑”，更要强调“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各自飞”；打酱油、俯卧撑、躲猫猫、喝开水、做梦，山寨手机、山寨小黄鸭、山寨白宫、山寨天安门、山寨局长、山寨司长，诚信已无处安放；“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我爸是李刚”、“穷人的房子不配有厕所”、“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价值观由扭曲到混乱……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李松在《中国社会病》中抛出一个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公平正义比太阳有光辉”，但我们拿什么来终结高速公路暴利收费？出租车司机干吗这么拼命？富人为什么要移民？社会转型催生了许多“新生群体”，但“拆迁富翁”为什么充满了未来隐忧？“摩尔狂潮”背后为何是农民失地之痛？“网络打手”是怎样的江湖生存状态？“私人侦探”有着怎样的从业内幕？“网络钓鱼”肆虐究竟是谁之过？“期待幸福快乐来敲门”，但为何“幸福社区”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带薪休假”为何那么没有底气？为什么国人总是在忧虑拿什么看病靠什么养老？为何面对“你幸福吗”只能左右而言他？民生权益成了看不见的“黑洞”，暴雨之时城市只能看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了说着玩的，政务中心离“阳光”还很遥远 ，底层向上流动机会越来越少……

  中国社会不仅病了，而且病得很重。不仅公正、公平等基本社会伦理原则失守了，就连对最基本生存与安全民众也充满焦虑。“权势为王，金钱至上”的潜规则已弥漫到社会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潜规则维持着社会的表面“正常”强大，实际异常脆弱，仿佛海啸来临前的度假胜地，地震发生前的宁静夜晚。有病不可怕，关键是要找到病根。吴敬琏说，中国社会病的根源在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的主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于建嵘说，中国社会的“病态”是“溃散”，人们没有了敬畏之心，没有了目标，没有了信仰，只有恐惧；杜维明说，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的市场化，所以要唤醒中国人“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基因。在李松看来，中国社会病是出在民生问题上，因为一旦民生出问题，民众就会失去恻隐、廉耻之心，失去对生命、正义、善良、人性的基本敬畏和判断，从而制造出更多的冷漠和人间悲剧。由此，要医治好中国社会病，最急迫的是要解决好民生问题。

  民生连着民心，民生凝聚人心，民生意味着一切！李松认为，“民生”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民众基本生存层面上的民生问题，具体包括社会救济、最低生活保障状况、基础性的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基础性公共卫生、基础性住房保障等内容。其次是民众基本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层面上的民生问题，具体包括充分就业、基本的职业培训、消除歧视问题、公平合理的社会流动渠道，以及与之相关的基本权益保护等。第三是民众基本生存线以上的社会福利层面上的民生问题，主要包括民众能享受到较高层面的社会福利。比如公立高等院校的学生得到免费教育；住房公积金普及到每一位劳动者；社会成员的权利得到全面保护等。

  鉴于中国社会病已由最初的“手段方式失范”上升到了对整个社会规范信任和遵从的侵蚀，公民对社会的“神圣感”和目标信念已经动摇，甚至出现了“根本目标取向失范”、“无法无天”的现象。因此，李松认为，改善民生的关键是“一切都必须置于法治之下”，要通过公正的合法渠道，缩小收入差距，减轻人们就业、就学、住房、医疗方面的压力；要通过法治，给弱势人群更多的话语权，给他们更多的尊严感和成就感；要让制度切实保障每一个人：只要做出努力，就有获得成功的机会。社会病容易交叉影响、相互模仿、将病就病、恶性循环，因此，李松在书的“尾篇”专门提出了加大“社会心态”的调适力度问题，要通过提升民众安全感、完善社会诚信体系、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让“中国梦”离现实更近一步。

  历史表明，社会转型期通常都是社会病的高发期。中国如此，当年的美国也是如此。美国历史学家亨利·S·康马杰说1890年是美国历史的分水岭，“分水岭这一边，是一个农业的美国”，“分水岭那一边，则是一个城市化的现代美国”。但美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进步主义运动，最终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市场竞争秩序和法治体系，有效缓解了社会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只要我们将社会病作为系统工程长期治理，就一定能成功跨过这个历史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