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投资主导，并不是不要投资或减少投资，而是变政府主导的投资格局为市场主导的格局，减少政府对各类资源配置的干预，实现不同所有制的市场主体平等使用资源要素；顺应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升级推动投资结构调整，使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建立在依靠投资效率、依靠人力资本的基础上。

  何冬妮

  我国经济增长已连续五个季度低于8%，由高速增长进入了中速增长阶段的拐点期。在经济继续下行的态势下，增速能否保持在合理区间，取决于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但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现在却存在不小的争论。有人认为，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重在扩大内需，重点是释放消费需求。而当前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制约了消费潜力的释放。也有人认为，消费是增长的结果，投资才是增长的动力，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是投资而不是消费。笔者以为，投资确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无论是从需求端还是供给端看，过于追求扩大投资规模都是造成结构性矛盾的重要原因，改变投资主导才能使经济增长可持续。

  我国高投资率的形成有历史成因和体制成因，较高的投资率和积累率是经济起飞阶段和赶超经济体的共性，而在经济起飞和经济转轨的双重条件下较高的投资率是合理的。但必须看到，这种格局在客观上抑制了消费需求，使我国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在很长时期内持续走低，在赶超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中居于最低水平，增长越来越倚重投资，导致投资消费严重失衡。金融危机后外部需求骤减，投资消费失衡的突出矛盾便以产能过剩危机为形式全面爆发。与此同时，投资拉动社会发展的效应趋弱，投资拉动就业的效应趋弱，流通中的货币量过大增大了通胀压力，偏向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分配格局不仅抑制消费需求，长期看也不利于民生和社会发展。

  从供给端看，目前扩大资本投入对提高有效供给能力进而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日渐式微。1980年以来，我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逐步走高，这里面既有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更有大规模的资本投入产生大量低效投资甚至无效投资的原因。1997年我国名义增量资本产出率是3.15，意味着增加1元的名义GDP需要3.15元的投资，1998年和1999年的增量资本产出率上升到5.7与5.4，但随后入世消化了大规模投资形成的产能，增量资本产出率也较快回到比危机前略高的水平；2007年名义增量资本产出率为2.72，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时为3.48，2009年名义增量资本产出率飙升到9以上，2010年与2011年下降到4.2与4.3，但2012年又上升到7.9，投资效率恶化的趋势显著，外需萎缩导致投资增加的供给能力难以被市场消化，产能过剩的矛盾更加突出。去年规模以上企业的资产收益率是8.8%，银行加权贷款利率是7%，算上银行的理财、影子银行的高利率等成本因素，企业资产收益率实际上已接近融资成本。

  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越来越依靠于代表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高投资率与高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并不显著相关，高投资率并不必然带来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有企业往往更容易获得资金推进技术改进，但国有企业更倾向于把资金用于做大规模而非技术创新。可见，投资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条件，但只有以效率和创新为导向的投资才能带动技术进步，只有市场竞争能让企业产生内生的创新动力。在市场机制发挥有效作用的前提下，消费能不能在引导创新上发挥有效作用，消费潜力能否达到使创新的市场回报率高于风险和成本，关系着企业用多少资本投入来支持创新。

  相对于公益性非竞争性领域，竞争性盈利性领域的政府主导投资过多，破坏了市场机制。政府主导投资，破坏了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扭曲了市场竞争环境，导致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地方政府举债投资还积累地方债务危机的巨大风险。适应需求结构变化和升级的投资才是有效投资，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当前消费引导投资的市场机制并不完善，不适应消费者需求的厂商很可能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继续扩张，这是为什么产能过剩陷入治理陷阱的重要原因。民间投资虽然已成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主体，尤其是今年上半年民间投资占比达到63.7%的新高，但在服务业中民间投资占比还不高，更重要的是，在土地、金融等重要的资源的使用上，不同所有制主体的地位并不平等。而在另一方面，相对于竞争性领域的投资，非竞争性领域和公益性领域的政府主导投资则明显不足。据中改院估算，到2020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大概20万亿元的投资规模。“十二五”期间，实现国家教育发展的基本目标，需要10万亿左右的资金投入；实现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均等化的目标，至少需要3万亿左右的投入；完成3600万套保障房建设规模，所需投入资金超过5万亿元；环境治理投资如果达到占GDP2%的标准，即使是在GDP增速为7.5%的情景下，五年累计需投资5.1万亿。在这些领域，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发挥作用的空间巨大。

  中国经济像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遇到拐点转弯，不打方向盘就会脱轨，但用力过猛也会脱轨。所以，转变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必须注重把握方向和速度。改变投资主导，并不是不要投资或减少投资，而是基于对当前存在的严重问题和矛盾的客观认识实现战略转向：改变投资主导，实现投资消费的动态平衡，使经济增长更具可持续性；变政府主导的投资格局为市场主导的格局，减少政府对各类资源配置的干预，实现不同所有制的市场主体平等使用资源要素；顺应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升级推动投资结构调整，减少和禁止对产能过剩领域的投资，引导社会资本投资那些有潜在消费需求的领域；国有资本布局要以公益性为方向，减少竞争性领域和一般性领域的投资，增加公益性和战略性领域的投资；使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建立在依靠投资效率、依靠人力资本而不是依靠要素投入、牺牲资源环境的基础上。

  （作者单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