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10年，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是有条件的。新型城镇化重在推动人口城镇化。那么，人口城镇化能够拉动多大的消费需求？人口城镇化对投资转型的影响何在？人口城镇化能否拉动产业结构调整？人口城镇化能否带动城乡一体化？这是四个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

  ⊙迟福林

  当前，讨论新型城镇化发展有四个判断很重要。

  1.未来10年，我国城镇化率还有10～15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从国际经验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城镇化率大概为65%左右。未来10年，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是有条件的。

  2.消费结构升级拉动的城镇化呈加快趋势。总的看，以往35年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重在工业化和产业发展的拉动。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工业化和产业发展拉动的城镇化有逐步减速的趋势，而消费结构升级拉动的城镇化有加快的趋势。

  3.关键是实现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适应新阶段城镇化发展动力格局的变化，重在推动人口城镇化的进程。其主要目标是：到2020年，使我国人口城镇化由目前的35%上升到50%以上，以达到2011年世界52%的人口城镇化率水平。

  4.人口城镇化是发展转型的最大潜力。未来5～10年，以人口城镇化为支撑，推进转型与改革，充分释放国内巨大的需求潜力，将形成我国未来5～10年转型发展的突出优势和主要动力，并由此支撑中速增长。

  就此，以“人口城镇化是发展转型的最大潜力”为主题，概要提出以下四个问题。

  人口城镇化能够拉动多大的消费需求

  城镇化是消费释放的主要载体。在消费结构升级拉动的城镇化呈快速发展的大趋势下，需要充分估计人口城镇化带来的消费需求释放以及消费结构升级的客观趋势。

  1.新阶段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

  （1）生存型消费需求减少，发展型消费需求增多。（2）物质型消费需求减少，服务型消费需求增多。（3）一般私人产品短缺矛盾减少，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矛盾增多。适应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释放的大趋势，以人口城镇化为依托推动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是一个客观要求。

  2.人口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消费需求

  （1）消费潜力巨大。初步测算，到2016年，我国消费需求规模可能达到30万亿元人民币；到2020年，我国可望释放的潜在消费需求规模有可能达到45～50万亿元人民币。

  （2）社会总体消费倾向逐步提升。农民工市民化将提高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能够减少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从而促进消费释放；人口老龄化将逐步带来净消费者的明显增加。

  （3）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测算表明，在长期中，消费增速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将增长0.76个百分点。由此可以估算消费需求释放不同情景下的经济增长前景：2012～2020年城乡居民消费年均实际增速为7.66%～8.92%，由此推算同期经济年均实际增速可达到7.07%～7.96%。这表明，随着消费需求的有效释放，未来10年实现7%左右的经济增长是有可能的。

  3.人口城镇化推动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扩大

  人口城镇化的重要标志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城镇消费结构升级、消费能力提升、消费潜力释放的主体力量。

  （1）人口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是中等收入群体快速形成的过程。未来10年左右，只要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的相关改革能够取得突破，新增城镇人口将达4亿左右，成为新增中等收入群体的“后备军”。

  （2）以人口城镇化带动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增加。由于工业收益与服务业收益远高于农业收益，发达国家历史上中等收入群体的形成，主要源于人口城镇化及其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从我国城镇化的历史来看，城市扩张和城镇人口增长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3）未来10年，可望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只占总人口的23%左右。未来10年，加快人口城镇化进程，到2020年，就有可能使中等收入群体比例达到40%左右，人口规模扩大到6亿。

  人口城镇化对投资转型的影响何在

  人口城镇化能够带来巨大的投资需求。问题的关键在于，适应人口城镇化的大趋势，需要推进投资结构的转型。

  1.人口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投资需求。

  现有农民工2.5亿左右，估计未来10年将再增加1.5亿农民进入城镇。这样，新增城镇人口将达4亿左右。按较低口径，农民工市民化以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也能够增加40万亿元左右的投资需求。

  2.以人口城镇化推动投资结构转型，实现投资—消费的动态平衡。

  总的看，我国的经济转型到了向消费主导转变的关节点。如果说前一阶段投资拉动增长还有战略回旋余地的话，那么在欧美等外部市场需求萎缩呈现中长期趋势、国内产能过剩的今天，回旋余地已大大缩小。在这个背景下，继续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不仅会导致投资边际效益下降，还会加大产能过剩的危机。

  适应人口城镇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要求，不断加大公益性项目投资和消费供给能力的投资，推动投资结构的转型，以实现投资—消费的动态平衡。投资转型带来的投资需求空间潜力巨大。

  以文化产业投资需求为例，要实现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将由目前占GDP的3%上升至2020年8%的目标，估计需要累计投资20万亿元左右。再以城镇的公用设施投资为例，到2020年，城市内部的轨道交通至少有3万亿元的投资需求；供气系统有4.4万亿元的投资需求。

  3.以公益性为重点优化调整国有资本配置。

  进入发展新阶段，面对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国有资本公益性严重不足，在缓解公共产品短缺中的作用有限。例如，央企开发建设的保障性住房，到2011年仅占全国已建成保障性住房面积的13%～15%。在公共产品短缺的大背景下，推动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重点配置到义务教育、基本公共医疗以及基本住房保障等与民生相关的公共产品领域，给社会资本投资腾出更大的市场空间，以发挥国有资本在提升中小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上的重大作用。

  人口城镇化能否拉动产业结构调整

  城镇化进程与产业结构调整直接相关。问题在于，我们不仅要强调产业支撑的城镇化，更要强调人口城镇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

  1.产业城镇化与城镇产业化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一方面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重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城镇发展的可持续性；一方面城镇化进程、尤其是人口城镇化的发展，也往往决定着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重点。例如，服务业比重的上升就是城镇化拉动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问题在于，我国过去30多年总体上走了一条以工业城镇化为主要特点、依靠重化工业拉动城镇发展的道路。高度依赖资源开采和重化工业而形成的“工业城镇”、“工厂城镇”的发展模式，如果不能适应人口城镇化的需求变化尽快转型，城镇支柱产业的衰退必然导致城镇的衰败。

  2.人口城镇化对服务业发展的需求增大。

  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人口集聚、人们生产方式的变革，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会带来生活性服务业的需求；城市发展要素的配置，社会分工的细化，不同产业的衔接，也会带来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从国际经验看，城镇化率达到50%以后是服务业大发展的时期。

  例如，日本服务业是工业产值的3倍，德国是2.68倍，我国仅有0.98倍。为什么这些年我国服务业比重长期徘徊在40%左右？原因之一是人口城镇化发展的严重滞后。比如，到北京协和、301等医院看病，经常比菜市场还“热闹”。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医疗、教育等服务业发展滞后于人口城镇化带来的消费需求变化进程；第二，公共资源配置的严重不均衡，尤其是中小城镇的公共资源配置严重滞后。

  总体看，我国加快服务业发展有其内在的需求和条件。

  第一，市场需求巨大。据研究，2011年我国的医疗支出超过3570亿美元。到2020年，我国医疗市场价值预计将高达1万亿美元。我国是全世界增长最强劲的医疗市场之一。现在很多国际服务业企业要进入我国，就是看到了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需求空间。

  第二，有先进制造业的支持条件。发展服务业，不是不要工业，不是“去工业化”，而是需要工业的转型升级。例如，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先进制造业。应当说，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依赖先进制造业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是有条件的。

  3.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与体制创新。

  面对巨大的需求增长，我国服务业发展潜力巨大。未来10年，服务业比重有望达到60%左右，服务业占比达到50%以上，可新增1.12亿个就业岗位。从现实看，关键是加快服务业的市场开放，加快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与体制创新。

  以用地为例，根据《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2012》计算，2011年，全国105个主要城市的工业用地价格仅相当于商业用地、居住用地价格的11.53%和14.43%。服务业用地价格长期高于工业用地价格，既导致工业转型升级动力不足，又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降低了土地的整体使用价值。实现服务业用地与工业用地“同地同价”，不仅能推进服务业的发展、工业的转型升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房价贵的问题。

  人口城镇化能否带动城乡一体化

  我国已进入以城镇化拉动城乡一体化的新阶段。问题的关键在于，需要依赖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拉动城乡一体化进程。

  1.以人口城镇化拉动城乡一体化。

  当前，在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方面有些不同的主张。我的主要看法是：第一，城乡一体化依赖于人口城镇化。以往30多年规模城镇化是以土地扩张为突出特点，以工业化和非农产业发展推动的城镇化。这种城镇化的发展不免难以拉动城乡一体化，而且还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第二，人口城镇化能够直接拉动城乡一体化进程。所谓人口城镇化，是指农民流入城市就业并长期生活，成为城市新市民和逐步融入城镇的过程。未来5～10年，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的人口城镇化将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首要目标和基本要求。

  2.以发展中小城镇为重点促进城乡一体化。

  从现实情况看，大城市接纳大量的农业转移人口的能力逐步减弱，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吸纳就业、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作用逐步显现。在全国已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乡镇企业等县域中小企业吸纳50%以上，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在小城镇就地转移的高达90%以上。

  此外，中小城镇在城乡之间发挥着重要节点作用，使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医药、文化体育事业等基本公共服务进入农村社区，推动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未来10年，大力发展中小城镇，着力提高中小城镇化吸纳人口的能力，应当成为我国人口城镇化的重大任务。

  3.发展中小城镇重在实现公共资源配置的均等化。

  人口城镇化严重滞后于规模城镇化，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公共资源按行政级别配置，而非按人口规模化配置，并由此形成了公共资源配置向大城市集中，中小城镇公共资源配置严重不足。例如，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背后是公共资源、优质公共服务在中心城市的集中配置。

  目前，大城市集中了我国80％的优质医疗资源，其中的80％又集中在大医院。其结果是，大城市公共服务质量高和就业机会多、但农民工市民化安置成本高；中小城镇农民工市民化安置成本低，但对农民工缺乏吸引力。即使放开中小城镇户籍，由于缺少优质的公共资源和就业机会，农业转移人口还是会涌向大中城市。为此，需要实现公共资源由按照行政级别配置向按照人口规模配置的转变，按照人口在城镇集聚的规模测算不同城镇公共资源配置标准，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实现大中小城镇公共资源配置的均等化。

  我们说，新型城镇化是发展的最大潜力，就在于：它承载着释放内需潜力、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大使命；它承载着支撑中速增长、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实现公平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使命；它承载着政策与制度创新的重大使命。当然，实现人口城镇化的重大使命，取决于转型与改革的实质性突破。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