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TPP的要求，以2020年作为全面开放的大限，那么留给我们做实验的时间恐怕只有五年左右而已

  ⊙陈波

  我们为何要高调建设自贸区试验区？简而言之，这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面临内忧外患下的必然产物。

  所谓内忧，就是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不断放慢。经济发展遇阻，自然就要求我国做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回顾我国自文革以后的经济发展史，从1984年的城市改革开放，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国策，再到2001年末加入WTO，莫不是以开放促改革，以外贸发展拉动经济增长的。因此，本轮重大改革以建设自贸区为发端，正是我国改革思路的延续。

  相比“内忧”， “外患”对于自贸区的建立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2005年，新加坡发起建立“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一开始只有四个太平洋小国参与，并没有产生什么国际影响。但是，2008年美国高调加入TPP，并试图通过TPP在2020年建立起一个环太平洋的统一大市场。TPP不仅要求成员国相互全部免除关税，甚至还要全面开放包括农业和金融服务业在内的几乎所有经济领域，实现资本、人员更为自由的流动。很显然，TPP是美国按照自己的利益设计的全球经济战略的产物，开放农业和金融服务也更是针对日本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因此，美国版TPP一开始并未获得亚太国家的积极响应。然而，随着美国迫使日本和越南加入TPP谈判，TPP对亚太国家产生了虹吸效应（韩国也于2011年10月与美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使得我国不得不认真考虑加入TPP。因为被排除在统一大市场之外的代价更大！我国在TPP问题上还能再次重复WTO的困境吗？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在今年7月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首次明确表示了对TPP的兴趣。

  既然深化改革、全面开放已是大势所趋，那么笔者认为，建立自贸区，为我国的深水区改革开放政策提供参考，不但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如果按TPP的要求，以2020年作为全面开放的大限，那么留给我们做实验的时间恐怕只有五年左右而已。

  坊间关于细则的猜测已不胜枚举，笔者不再赘言，倒想结合TPP的要求，展望自贸区的建设目标。正如诸多中央文件反复强调的，上海自贸区是为了我国全面开放做政策改革实验的，那么自贸区的中长期政策目标则应该与TPP的要求在大方向上保持一致。如果按照TPP的构想，那么我们自贸区的建设目标不外乎体现在以下四大方面：1，商品贸易(包括农产品)全面零关税；2，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环境和安全标准达到国际标准（即美国标准）；3，增强经济及法规的公平性和透明性，减除对特定产业和国有企业的补贴、优惠等政策支持；4，全面开放金融服务业；开放资本项目，实现货币自由兑换、资本自由流动。

  此外，自贸区在准入方面，应该尽力囊括国民经济中各主要产业，形成自贸区内国有、民营、外资公平竞争的局面；在管理法规方面，探索实现负面清单管理；在行政手监管上，实现由审批模式向报备模式转变。总之，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实验目的的自贸区应该建成一个国际开放竞争环境下的微型经济体样本，使我国能在试验区中学习在开放环境中管理经济运行的方法，评估与应对在经济全面开放后对我国各产业可能产生的冲击。

  不少学者将上海自贸区的建设意义与1979年建立深圳特区、2001年加入WTO相提并论。笔者深有同感：上海自贸区的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注定它将成为我国未来经济体制改革的风向标，任何成功的政策实验结果都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全国性的新经济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新一轮经济改革的成败。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世界经济与贸易系副主任，自由贸易区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