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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金融改革回到为实体服务的本性原点
    2013-10-10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易宪容

      如果金融扩张建立在服务实体经济的基础上,那它对整个市场带来的风险是可控制的。可要是金融离开了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性,那整个市场的风险就大了。一个金融市场的融资结构如何,并非人为规定的结果,而是取决于一个地方或一个国家的信用基础。所以,上海自由贸易区的金融改革,更强调的是试点,而不规定指标。

      ⊙易宪容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创设,可算是李克强总理上任后最大的改革措施之一。因为,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设立不仅将启动中国新一轮的经济改革与开放,而且还肩负着通过自由贸易区试点建立起一套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社会运行机制及政府运作制度的重任。而这些模式、机制及制度,都将是未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样本。

      就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核心或实质来说,是从以往所强调的传统商品贸易全面转向服务贸易和跨境投资贸易。因此,金融改革理该是上海自由贸易区的重点。通过金融改革来带动贸易自由化、税制改革、外资开放、经济结构调整、政府职能转变等一系列重大经济活动的调整。

      就当前我国的经济制度环境而论,政府对金融业的管制,利益关系盘根错节,是计划经济转型中的最后一个堡垒。上海自由贸易区的试点,就是希望以外部冲击的方式来打破现有金融市场利益格局,重建金融与服务业的市场秩序与制度。

      不过,对于中国如此重大改革,外国媒体却别有解读,他们觉得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制度改革并没有市场预期的那样强劲。有外媒甚至认为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制度改革仍未跳出“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当前上海自由贸易区改革开放战略与框架基本确定,至于具体实施办法仍然在讨论之中,对于这些实施办法随时作必要的取舍与调整,上海自由贸易区实施方案短期内不会有定型化办法。而眼下外媒的着眼点在于,上海自由贸易区的金融改革试点会走到哪里。

      因为,在上海自由贸易区挂牌之后,不仅还有广东粵港澳自由贸易区、福建廈門对台自由贸易区、天津滨海自由贸易区、浙江舟山自由贸易区、海南三沙自由贸易区、重庆两江新区自由贸易区正在筹办,地区性竞争表现得格外激烈,而且各种地方的金融改革方案更多如雨后春笋。不仅许多地方政府的下一步改革重心就是金融,而且这些自由贸易区的核心同样是金融改革与开放。也就是说,过度的金融扩张已经成了当前国内地方金融改革的重心。一般来说,如果金融扩张建立在服务实体经济的基础上,建立现货市场的基础上,那么它对整个市场带来的风险是可控制的。可要是金融离开了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性,那么整个市场的风险就大了。笔者估计,这或许正是中央政府对上海自由贸易区金融开放十分谨慎的原因所在。

      从近几十年情况来看,随着社会经济金融化的程度提高,整个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高。比如,1980年全球金融资产规模相当于全球GDP的108%,而到了2012年底,金融业的规模已扩至大约相当于全球实体经济的16倍。还有,当前全球外汇市场一天的交易量超过5万亿美元,其中98%的交易量与实体经济的外汇需求量没有直接关系。

      可以说,近几十年来,随着现代计算机技术与网络技术快速发展,金融工程师制造出了无数光怪陆离、极其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创造了与实体经济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金融市场巨额交易。而这些金融产品的目标并非什么发现价格、规避风险、套期保值等,而是制造波动、投机套利,以便攫取高额利润。这种行为不仅让绝大多数民众财富受到某种程度掠夺,也直接危害着实体经济。比如石油价格波动、粮食波动等就在严重伤害绝大多数人的民生。在当前金融电子交易甚至是高频交易、债券市场工具智能化与金融产品衍生化的情况下,金融业已经成为互为对手的自我服务,而这种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的相关性已几乎消失殆尽。

      比如说,从华尔街所涉及的重大刑事案件层出不穷的情况来看,无不与华尔街商人贪婪制造风险有关。还有,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释放出来的流动性,就是通过商业银行转贷给投资银行及私人基金,从而形成流向全球市场热钱,这些投机者就是通过这些热钱在新兴市场炒作,推高其资产价格,一旦有风吹草动,便快速撤出,从而又导致这些市场的股价及汇价剧烈波动,全球的社会财富就在这种炒作过程中流向少数人。如果中国的金融开放没有健全的监管制度,国内金融机构从业者没有高超风险定价能力,那么中国金融市场过早开放,势必成为外国金融大鳄的食物。所以,金融服务的试点,是当前政府再三思考的问题。

      还有,当前金融改革还存在严重的指标性具化的问题。比如“直接融资在2017年年底比重提高到15%以上”之类。通常,由于金融是对信用的风险定价,因此,一个金融市场的融资结构如何,直接融资或间接融资的比例高低,并非人为规定的结果,而是取决于一个地方或一个国家的信用基础如何。有不同的信用基础,就有不同的市场融资结构,并不存在哪一个融资比重为优的理论与现实依据。比如说,美国的直接融资比重较高,而德国的间接融资在市场占优势,是因为这两国不同的信用基础条件。如果不根据其信用的基础条件,而人为来规定融资结构的比重,不仅不利于金融资源有效配置,反而更容易造成有效的金融市场秩序无法建立起来。当前国内资本市场之所以问题众多,就与信用基础长期保持不相匹配有关。而这种金融改革的指标性具化,同样会给市场带来巨大的风险。所以,从上海自由贸易区的金融改革来说,更强调的是试点,而不规定指标,走一步看一步。

      总之,当前国内金融改革要回到其本性的原点,即金融如何来为实体经济服务,金融发展如何建立在其信用基础条件上,这样,国内金融业的发展才能水到渠成,规避风险,否则金融市场的麻烦一定会很多。而这些麻烦积累到最后,必定会形成系统性风险。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